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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襄公是真“仁义”,还是假“仁义”?

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是贵族,还是真蠢?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从古至今,说法不一。

作为为宋桓公的嫡长子,宋襄公还有一庶兄曰目夷,字子鱼。前652年(僖公八年),宋桓公弥留之际,襄公对桓公曰:“目夷长且仁,君其立之。”请父亲改立目夷为太子。目夷不敢受命,当时就推辞曰:“能以国让,仁熟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顺。”次年,宋桓公去世,襄公继位,任命目夷为大司马,主管宋国军政。

要知道,当时正值春秋时世衰道微、礼崩乐坏之际,对外战争和内部倾轧并存,为了王位兄弟相残的事件屡见不鲜。于是,当宋襄公主动让位于其庶兄,却体现了一种“仁”者之态,赢得国人和诸侯的赞誉。

尽管当时西周宗法秩序业已开始动摇,但人们行事还十分讲究名分,尤其在王位继承上,权力继承的顺序仍是嫡庶长幼,不得僭越。后妾等位,嫡庶不分,往往是造成祸乱的根源。

而宋襄公是宋桓公的嫡长子,早已立为太子,目夷尽管是兄长,却是庶出。如果改立目夷为太子,废嫡立庶,肯定违背宗法制度,这是兄弟俩都心知肚明的事情。目夷的选择是明智之举,既无害于己,又无害于国,后来事实也证实了这点。

宋襄公即位后,“以公子目夷仁,使为左师以听政,于是宋治”(僖公九年)。如果目夷受命,正如名分“不顺”,十分有可能给自己埋下隐患,可以说目夷能预料到不良后果。

可见,按当时那套“仁义”标准,目夷之“仁”算得上名副其实,比如后来目夷屡次对宋襄公善言规劝中得到明证。

前641年(僖公十九年),宋襄公攻打“不听话”的曹国,目夷劝谏曰:“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今君德用毋乃犹有所缺,而以伐人,若之何?盖姑内省德乎?无缺而后动。”可见,宋襄公的“仁义”与目夷的“仁义”不一样。

前651年(僖公九年)春,宋桓公去世后,未等下葬,“而襄公会诸侯”。当时的宋襄公还是戴孝之身,不先给父亲办丧事,就急急忙忙会合诸侯来树威。

前642年,齐桓公去世后,国内大乱。宋襄公出兵平定齐乱后,就自以为国力强盛,遂有代兴之志。为立威,他决定杀鸡儆猴--惩罚几个小诸侯。比如抓了滕君婴齐作为榜样处罚不服从的诸侯。又邀曹、邾等国在曹地结盟,小国郐国国君迟到一会儿,宋襄公认为他故意怠慢自己,竟诛杀郐君,又将他的尸体放到鼎里煮熟祭睢水之神。

这怎能算得上“仁义”?

最有争议的,就是在泓水之战中,宋襄公一等再等的“战略”,从兵家成王败寇方面看,他显然十分可笑。但也有人认为这也真正体现了他贵族精神。

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寒,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裒公伤股。国人皆怨公。(《史记宋微子世家》)

公元前638年冬,宋襄公与楚成王于泓水对阵。当楚军还没有完全渡过涨水时,大司马目夷对宋襄公说:“敌众我寡,趁他们还没上岸,我们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宋襄公不听。当楚军已经全部渡河,还没有摆好阵势时,目夷又说:“现在可以出击了。”宋襄公说:“等他们摆好阵势,我们再出击。”等到楚军摆好攻势,宋军才开始攻击楚军。结果可想而知,宋军大败而归,宋襄公在战斗中伤了大腿。宋国人因此都埋怨襄公。泓水之战后,宋国从此一蹶不振,楚国势力进一步伸向中原。不久之后,他箭伤复发,就去世了。

总之,宋襄公难以因时而异,迂腐地固守古代战争原则,打了败仗,损失惨重,终其一生未能真正成为霸主,含恨而终,他的图霸也成为历史上的一个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