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 首页 >  博客资讯

盘点13个,关于《安妮日记》的复杂历史真相

无论《安妮日记》是被视为对大屠杀事件的提醒,还是作为一个崭露头角的文学天才的杰出作品,安妮日记背后的许多故事,充满了争议。

在她的日记中,安妮记录了从她1929年在德国出生,到希特勒上台后,她的家人搬到阿姆斯特丹的细节。

在安妮躲藏的两年多时间里,她在日记中写下了她最私人的想法。作为一个充满梦想的少女,她的声音让读者与她产生了共鸣。而安妮的名言至今仍被人传颂,不过她日记所有权也不断导致版权方面的法律纠纷。许多基金会无法就如何最好地继承安妮的遗产,达成一致意见。

安妮日记实际上有三个版本

安妮开始写日记,作为一种应对自己现在处境的方式,并利用这个空间来分享自己的想法,而且不需要担心受到评判。她指出:“我的日记,和我与朋友们分享的秘密,与我的家族无关。”

她在一本红绿格子的日记本上写日记,而这是她13岁生日时收到的礼物。写满后,她继续写在其他笔记本上。大约在1944年,这家人听到了一个电台广播,广播要求市民记录战争期间发生的事情。于是安妮决定把她的日记写成一本小说,叫做《秘密附件》。然后,她开始用一本新笔记本,对之前的日记进行重写和编辑,以便印刷。

安妮在这本新书中,写了324页,直到纳粹发现了躲藏的这家人。当奥托・弗兰克在战后得到这些日记时,他想满足自己女儿的愿望,于是决定将这些日记出版。不过他二次编辑了一些安妮的话,还删去了几处提到性、青春期和可能损害家族声誉的文字。

1947年出版的书数量有限。后来又出了几个版本,直到现在有三个版本,包括安妮的原著,安妮的工作副本,以及奥托出版的书。

奥托・弗兰克从日记中删去了五页

1998年,安妮・弗兰克中心(Anne Frank Center)的主任科内里斯・苏雅克(Cornelis Suijk)拿出了五页纸,声称这是奥托・弗兰克从安妮出版的日记中,遗漏的部分。奥托在去世前,把它们交给苏雅克保管。

这几页可能被删掉了,因为安妮用它们来表达她对父母关系的愤怒。苏雅克把书借给了作家Melissa Muller,当时她正在为安妮・弗兰克写传记。然而,她后来被告知,她不能直接引用日记,因为这违反了版权法。

这几页还引发了两家机构之间的冲突:一家是总部设在瑞士的安妮・弗兰克基金会(Anne Frank Fonds),该基金会拥有这本书的版权。另一家是荷兰国家战争文献研究所(Netherlands State Institute for War Documentation),奥托将日记的保管权交给了后者。安妮・弗兰克基金会声称苏雅克的行为是非法的。反过来,苏雅克指责基金会从安妮身上获利,却没有将这笔钱分享给其他与安妮・弗兰克有关的事业。

此外,安妮・弗兰克家族与安妮之家(Anne Frank House)也有冲突,后者是弗兰克一家藏身之处的博物馆。安妮・弗兰克基金会对安妮・弗兰克之家采取了法律行动,要求归还借出的信件,和其他文件。最终基金会打赢了这场官司。

该书的欧洲版权,限制了读者的阅读

根据欧洲的版权法,在作者去世70年后,作品才会进入公有领域。因此安妮日记原定于2016年进入公有领域。然而,拥有版权的非营利组织安妮・弗兰克基金会声称,奥托・弗兰克对手稿进行了重大编辑,所以他实际上创作了一本新书,可以被称为合著者。自从1980年奥托去世后,这个法律漏洞允许他们将欧洲的版权延长到2050年。

基金会声称,他们延长了版权期限,以确保这本书不会成为商品,而被商业利用。然而,由于图书销售的收入,都捐给了几个儿童慈善机构,一些人认为,基金会主要是想从保留版权中获得这些钱。

还有人担心,这本书的读者数量有限,因为它只在商业上出售。另一些人则认为,如果安妮是作者之一,那就意味着这一页上的文字和思想,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

安妮的博物馆和传记作者,都不允许使用她的原话

对日记版权的控制,规定了其他人可以使用多少安妮的原文字。阿姆斯特丹的安妮之家(Anne Frank House)的历史学家和成员担心,由于版权诉讼的可能性,博物馆的参观者,只能以有限的方式纪念安妮。一位历史学家把这个论点总结为:“它属于公共领域。因为这是我们集体记忆和遗产的一部分。”

一位安妮・弗兰克的传记作者,被禁止使用安妮日记中的原话,因为她没有得到许可。此外,至少有两部改编自日记的剧本,被禁止直接引用。

安妮写了她的身体和月经,但那是她父亲编辑的

当安妮的父亲把她的日记编辑成书时,他省略了多次提到性、女性解剖学和月经的内容。不知道为什么奥托・弗兰克把这些片段剪掉了,但通过这些缺失的段落,读者可以看到,安妮是一个更有人情味的少女。

安妮通过探索自己的身体,学习解剖学,并写了关于她阴道的内容。她说:“下面的洞实在太小了,我简直无法想象一个男人怎么能钻进去的,更不用说一个婴儿是怎么钻出来的了!”

安妮提到的月经,也被她父亲删掉了。比如,“另外,我忘了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我可能很快就要来月经了。我能看出来,因为我一直在我的内裤上,发现白色的污迹。”她还回忆了她和彼得・范・佩尔斯(Peter van Pels)关于男性和女性生殖器名称的谈话。

60多年后,在出版了无删减内容版本的书之后,一位母亲向女儿的学校抱怨说,安妮日记让她的孩子感到不舒服,而这证实了奥托对日记内容的担忧。

奥托・弗兰克在已出版的书中,删去了安妮对他婚姻的批评

在奥托・弗兰克(Otto Frank)从第一本出版的书中,遗漏的几页纸上,安妮写下了她对父母的婚姻和她父母之间关系的看法。根据这个家庭的背景故事,奥托无法和他真正爱的女人结婚。由于经济上的原因,父母的阻止,因此奥托半心半意地娶了安妮的母亲伊迪丝。安妮写道:“对于一个恋爱中的女人来说,要知道她永远不会在丈夫心中,占据第一位置是很不容易的,母亲也知道。”

虽然安妮承认不知道事情的全部经过,但她父亲对母亲的态度,给了她线索。她写道,“他认为她是做他妻子的合适人选。”为了保护伊迪丝和他自己的名誉,奥托有意将这些情绪从书中删去。

安妮对母亲的冷淡,最初被抹去了

奥托・弗兰克还保留了安妮在第一本印刷的书中,提到母亲伊迪丝・弗兰克的内容,因为并不是很恭维她。安妮明白父母婚姻并不充满爱,尽管她很钦佩母亲毫无怨言地承担起妻子和母亲的角色。

安妮承认自己和伊迪丝关系紧张,并声称自己和伊迪丝就像和陌生人一样。因为她的母亲似乎和她保持着距离,也很少谈论自己,所以安妮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她在世界面前的外表。安妮写道:

如果她有一个善解人意母亲的一面,要么是温柔,要么是善良,要么是耐心,或者别的什么,我就会努力接近她。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无法爱这冷漠的天性和嘲笑的面孔。

这本书的未删减版,显示了安妮真实的声音

最近从安妮日记中发现的文字表明,她并不像奥托・弗兰克描述的那样。安妮的原著中更多的是关于她被迫和其他七个人,躲在一个秘密建筑里,逃避纳粹的搜查。安妮日记中的某些段落,可以被解读为尖刻的批评和愤怒,编辑们将它们从第一版中删除,以尊重那些提到的人。安妮在那些内容里,猛烈抨击她附近的居民,称他们是“无用的附属物”。

安妮抱怨自己被取笑,并写下了自己对父亲的真实感受,她说:“父亲喜欢谈论放屁和上厕所的事,真让人恶心。”安妮的表姐巴迪・伊莱亚斯(Buddy Elias)对1997年出版的编辑较少的版本,表示赞同,尤其是因为它更多地展现了安妮真实的个性和声音。

多亏了现代科技,研究人员读到了安妮写过的两页日记

为了让安妮日记保持原样,它们被保存在仓库里,每10年才会被移走。在2016年的一次维护中,研究人员在她原来的日记中,发现了两页棕色的纸。因为触摸纸张会使它们更快地分解,所以他们必须等到技术成熟后,才能在不接触的情况下查看下面的纸张。2018年,他们终于能够读到安妮隐藏的文字。

封面上写着她对“性问题”的看法。研究人员认为,新发现的书页证明了安妮在语言和早期作家发展方面的实验。目前还不清楚安妮是试图向她的邻居们,隐瞒她所写的东西,还是为了准备出版而编辑它们。

否认大屠杀的人,谎称安妮日记是伪造的

自1947年首次出版以来,安妮日记多次遭到攻击,因为人们认为她的作品,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说太成熟了。他们质疑某些页面似乎是用圆珠笔写的。一些人甚至指责奥托・弗兰克从零开始创作这本日记,是为了赚钱。

奥托提起了几起诉讼,其中一些是针对那些声称大屠杀从未发生过的人。1979年,奥托评论道:

目前,在西德有四起诉讼,两起在汉堡,两起在法兰克福,指控日记是伪造的。我在1961年反对过,并且赢了,但是同样的指控仍然存在,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反对他们。

1960年左右,几次测试证明,日记中的笔迹是安妮的。应国家战争文献研究所和奥托研究所的要求,荷兰法医研究所于1980年代,对该日记进行了更仔细的调查。利用法医技术,他们再次能够证明这是安妮的笔迹,而且她使用的纸张和墨水也符合那个时期。至于她成熟的写作风格,安妮很可能是在她写满日记的时候,发展成为一名作家的。她最后的作品,展现了之前作品所缺乏的智慧和自我意识。

安妮日记的英文版,被美国出版商拒绝了15次

1952年之前,《安妮日记》以德语、法语和荷兰语出版,但英文尚未出版。虽然有几家美国出版商收到了这本书,但他们一直在传阅。1950年,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Alfred a . Knopf)在看了这本书后就拒绝了,因为一位读者告诉他,这本书“记录了典型的家庭争吵、琐碎的烦恼和青少年的情绪。”

安妮的日记经过了15家不同的美国出版商,直到双日公司的雇员朱迪斯・琼斯确保出版。据琼斯说,这本书让她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她无法停止读下去。从那以后,这本日记出版了56种语言,印刷了3000多万册。

把安妮的日记搬上舞台和银幕,一直备受争议

20世纪50年代,美国作家梅耶・莱文(Meyer Levin)联系奥托・弗兰克(Otto Frank),请求将他女儿的故事改编成舞台剧。在奥托的同意下,莱文完成了草稿,但百老汇制片人拒绝了。结果,莱文对奥托提起诉讼,但输了。由于版权法,莱文从未看到他的剧本变成现实。

1955年,奥托允许美国和非犹太作家弗朗西斯・古德里奇(Frances Goodrich)和阿尔伯特・哈克特(Albert Hackett)将安妮的日记改编成剧本。很多人批评他们的作品,更注重商业,而不是原著。这部剧以一种振奋人心的调子结束,许多人认为,这并不能准确地讲述安妮的故事。

尽管存在缺陷,该剧还是获得了普利策奖和托尼奖,1959年还被改编成电影。1997年,安妮・弗兰克的故事再次登上舞台,16岁的娜塔莉・波特曼主演。当安妮・弗兰克・方兹(Anne Frank Fonds)支持2014年制作的剧本版本时,剧本被允许引用书中的段落。

弗兰克一家被捕后,一位家族朋友抢救了安妮的日记

在集中营中幸存下来后,奥托・弗兰克(Otto Frank)回到阿姆斯特丹,发现自己是集中营中唯一还活着的人。他得知妻子死于奥斯威辛,他的两个女儿在贝尔根-贝尔森死于斑疹伤寒。米普・吉斯帮助他们在躲藏中,获得了食物和衣服,她把安妮的日记交给了奥托。她告诉他:“这是你女儿安妮留给你的遗产。”

尽管奥托对将安妮的作品公布于众,心存疑虑,但看到女儿真实的一面,他很可能受到了影响。在其他人相信安妮的故事很有影响力的鼓励下,奥托开始编辑安妮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