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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清朝版海瑞,同僚们为了顺利贪污,自己花钱把他调走

海瑞可以说是明朝时代,清官中的典型代表。他的同事们为了远离他,愿意自己花钱帮其活动升官,只为了能让海瑞离开。

而在清朝,也同样存在这样一位官员。他虽然人生履历与海瑞并不类似,但执拗的性格与极度认真的办事风格,与“海青天”还是非常相同的。

一、执拗的性格

曾国藩对于我们来说相对比较熟悉,那么或许会听到过一个叫“骆秉章”的名字。其实骆秉章对于曾国藩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曾国藩初练湘军的时候,骆秉章恰巧是湖南巡抚,之后两个人却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轨迹,这与“骆清官”的性格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在这里,我们不妨从曾国藩的角度看问题。

古代官员在私交中都是有明确套路的,大家必须比出一个长幼尊卑,要比品级、比年龄,甚至还有考试名次、中榜时间等等。诸多内容在《明朝那些事儿》中有过详细介绍。

但从曾国藩与骆秉章的交往中来看,前者对于后者的称谓一直“飘忽不定”,也就是不愿低头的意思。

而骆秉章比曾国藩大18岁,中进士也早了6年,考试名次还高出很多,而且当时两人同为二品大员,职级还是一样的。于情于理,后者都要称前者一声“大哥”。但曾国藩就是不愿意叫。

其“不低头”的凭据是,曾国藩升迁太快,升二品的时候比骆秉章早了1年。

可我们也知道,曾国藩作为清晚期儒家的理学领袖来说,对待规矩是非常重视的。

比如他对胡林翼,在书信中一直称对方为“老前辈”,只因胡比曾早中了两年进士而已。这个资历与骆秉章相比差远了。

有人会说,那是因为两者有过矛盾。当时曾国藩初建湘军,看到绿营没有战斗力,官兵腐败无能,表示深恶痛绝。他想把湘军拉出来独自发展。

可湘军毕竟是编外武装,绿营才是正规军,而且按照当时朝廷的规定,民兵团练是要归当地巡抚节制的。曾国藩就不愿意被湖南巡抚管,双方打起了官司。

事情闹到咸丰那里后,皇帝大笔一挥:曾国藩与湘军必须归骆秉章管理。

之后湘军与绿营兵发生冲突,后者直接冲进曾国藩的府邸进行胁迫。当时骆秉章与曾国藩的住处仅一墙之隔,但就是不出面、不发一言,一度造成曾国藩非常被动。

结了这样的梁子,双方自然很难拥有愉快的交往。但以曾国藩的为人处世来说,骆秉章的性格太过执拗。这与海瑞一些不近人情的做法很相似。

二、银库大案

道光20年,骆秉章还在京城当官的时候,奉旨检查户部银库的情况。当时管理银库的是4个人,都是权贵们的亲戚,轻易惹不得。其中一个还与后来大名鼎鼎的军机大臣荣禄重名。

清代银库的陋规很多。比如各地上交的税银,由于成色不一、运输途中遭遇情况不一等因素,容易造成一些“潜规则”。

比如银库的管理人员没有打点好,后者就说入库的银子成色不行,要扣斤两,扣多少就是人家说了算。相反之下,如果打点好了,那么成色不好的银子就足额足量的收进来,反正损失的是国家财政。

与之相比,说什么库工利用身体的特殊部位在银库里私自夹带银两,这种办法简直是太低级了。费半天劲还有杀头的风险。

可荣禄他们仅需挥一挥手中的毛笔,数千两白银就凭空消失了,而且大家都是默默认栽。

历代皇帝也都知道这种情况,但不愿深追究而已。可到了道光时期,库银的流失率从之前的30%达到了惊人的60%,已经到了不可不查的地步。于是办事认真的骆秉章来了。

骆秉章来到银库的第一件事,就是看到了“属于”自己的两万两辛苦钱。这笔钱是历届稽查官员的“规则性”收入。他们拿到这笔钱后,要么跟着一起遮掩,要么蜻蜓点水似的提些缺点,国库亏空的真正弊端选择性的失明了。

甚至连皇亲国戚都没有办法。比如乾隆第11子成亲王,按辈分说还是道光皇帝的大爷,他也没有真正指出国库亏空的弊端。

人家堂堂亲王,自然也看不上两万两白银的灰色收入。为了自身的名声,他在事后主动将“辛苦钱”上缴,但银库的管理人员依旧稳坐钓鱼台。

骆秉章看着两万两,问:这是什么钱?有没有登记造册?如果没有明文规定,我不仅不收,还要告诉皇帝。

后面的事也就非常简单了,荣禄他们又试探了几次,均被严正驳回。他们威胁到:你要是不识抬举,信不信让你走人!

骆秉章挺起了胸膛嘲笑道:不信。

结果是,荣禄他们仅仅花了7000两白银就将骆秉章调走了。滑稽不滑稽?!

据说临走前,道光皇帝还派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也就是曾国藩的人生贵人,进行了安慰。

大致意思是:知道你是个好同志,到了地方上好好工作,会有远大前程的。

三、类似的结局

根据《明史》的记载,海瑞死时南京当地的百姓主动披麻戴孝,祭奠哭拜的人百里不绝。

而骆秉章死时,成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由于人员太多怕出危险,当地官员对集会规模进行限制,由此引发百姓与官府之间的冲突。

两个人的性格都不讨喜,却都能受到百姓爱戴,可能这便是真正的死得其所。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侃大山

参考资料:《曾国藩传》、《骆秉章传》、《道光皇帝》

来源:镜鉴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