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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美国历史上,对儿童和家庭的13项,最令人发指的政策

2018年5月,特朗普政府计划在边境将儿童与父母分开,然后将他们送到拘留中心和婴幼儿“幼童收容所”,这一消息在美国各地引发了愤怒。虽然移民仍然是美国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之一,但许多人认为这,项政策是出于种族动机,而且还是一个关键的民权问题。

然而,特朗普的零容忍政策,只是美国对儿童和家庭长期残酷政策中的一个。美国政府有一段虐待非白人儿童的黑暗历史,而且往往是以不可靠的借口。追溯到种族主义者声称被奴役的妇女,没有能力哀悼失去的孩子,政府积极支持导致家庭破裂的可怕政策。这些政策,比如强迫黑人孩子进入劣等学校,或者把日裔美国人关进拘留营,都有一个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它们几乎总是针对有色人种。

从偷印第安人的孩子到“杀死印第安人”的哲学,再到在大萧条期间,将美国公民送到墨西哥,这些都是美国政府,影响家庭的官方政策中,最应该受到谴责的。

政府开办的美国原住民寄宿学校,发誓要“杀死印第安人”

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政府将印第安儿童与他们的家庭分开,并强迫他们上寄宿学校。1819年通过的《文明基金法案》(Civilization Fund Act)鼓励传教士以白人的方式,教育印第安儿童,并为最终强迫儿童离开父母创造了条件。1879年,理查德・亨利・普拉特(Richard Henry Pratt)创办了卡莱尔印第安人工业学校(Carlisle Indian Industrial School),他说学校的目的是“杀死印第安人,救那个人”。

学校虐待儿童。学者玛格丽特・亚克莱塔(Margaret archuletta)解释说:“孩子们不仅被强行从父母身边带走,而且当他们说自己的母语时,还会被人用碱液洗嘴巴。”1902年的一项政府命令,甚至认为长发和其他传统习俗,减缓了“他们在文明上取得的进步”。

这些寄宿学校一直持续到1978年,直到国会通过了《印第安儿童福利法案》(Indian Child Welfare Act),该法案同时解决了强制收养印第安儿童的问题。

直到20世纪70年代,政府还对“有缺陷的人”实施强制绝育

1924年,弗吉尼亚州通过了《优生绝育法案》(Eugenical sterilenical Act),赋予政府强制对威胁“美国种族纯洁”的人绝育的权力。超过30个州通过了类似的法律,在1927年,嘉莉巴克诉贝尔最高法院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政府可以合法地让其公民绝育。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法官声称,“社会福利”允许国家为“有缺陷的人”绝育,“这些人一旦被释放,就会成为一种威胁。”

这项裁决支持了对嘉莉巴克的强制绝育。仅从1934年至1945年,就有30多万人接受了绝育手术,其中绝大多数是残疾人和/或处于不利地位的少数群体的成员。在60年代和70年代,政府阉割了大约25%到50%的美国土著妇女,而这种做法带来了持久的影响。

直到1979年,由于某些人给社会造成负担的说法,绝育手术一直在合法进行。正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所说:“从历史上看,作为获得遗传‘力量’和实施人口控制政策的一种手段,非自愿绝育是一种涉及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奴隶制度撕裂了家庭,奴隶主声称,黑人母亲忘记了他们被偷走的孩子

在任何时候,被奴役的父母都可能看到自己的孩子被夺走并被出售。希瑟・威廉姆斯教授说,母亲们恳求奴隶贩子不要带走她们的孩子。然而,与父母分开的孩子只能哭。

更可怕的是,白人奴隶主认为,把孩子从父母身边带走是没有问题的。托马斯・杰斐逊为这种可怕的做法辩护说,“他们的悲伤是短暂的。”杰斐逊认为,当黑人父母失去孩子时,他们“感觉不到孩子的存在,而且很快就会将其遗忘”。

内战结束后,奴隶制度结束,获得自由的黑人刊登了成千上万的广告,寻找失去的家人。但在许多情况下,家庭永远无法团聚。

日本拘留营强迫儿童,住在牲畜圈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强迫约12万名日裔美国人进入拘留营。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宣布日裔美国人为“敌对种族”,尽管大多数人都是美国公民。

在拘留营里,孩子和家人住在带刺的铁丝网后面,由武装人员看守。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外的圣安妮塔集会中心,8500人住在马厩里。在波特兰,还有3000多人居住在家畜圈里。可怕的环境,包括食物短缺和恶劣的卫生条件,将人们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除了偏见外没有什么理由。

在大萧条时期,政府非法将美国公民驱逐到墨西哥

在一项被称为“墨西哥遣返”的行动中,美国政府在大萧条期间非法遣返了近200万人,其中多达60%是美国公民。据前加州参议员约瑟夫・邓恩(Joseph Dunn)说,他们认为美国人会被墨西哥裔人抢走工作,驱逐对象是“任何有墨西哥口音及名字的人”。

邓恩向《大西洋月刊》解释说:“对于参与调查的城市和县,他们会查看公务员名单,寻找听起来像墨西哥人的名字,然后逮捕并驱逐这些人。然后就有了一个职位空缺。”

这种以种族为动机的计划,受到司法部长威廉・迪尔的赞扬,称这是为美国人提供就业机会的一种方式,而忽略了多达100万美国公民,被非法驱逐到墨西哥的事实。即使在加州洛杉矶这样有着丰富的墨西哥文化历史的城市,政府也在1931年封锁了一些地区,强行驱逐那些他们认为“会在墨西哥过得更好”的人。

“眼泪之路”杀死了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这样白人殖民者就可以占领他们的土地

在19世纪30年代,近12.5万名美国原住民,被迫离开了他们在美国东南部的家园,被联邦政府迁往“印第安领地”。这一可怕的强行驱逐被称为“眼泪之路”。在支持“印第安人迁移”(Indian removal)的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总统的推动下,这项政策从美洲原住民手中,抢走土地给了白人农民。

从1831年寒冷的冬季开始,乔克托人在美国军队威胁要进攻时徒步逃离。数千人死于这条“泪水与死亡之路”。1836年,当美国政府强迫15000人迁徙,而3500人在旅途中死亡。在1838年的一次强迫迁徙中,超过5000名切诺基人被武装士兵赶出他们的土地并死亡。

“隔离但平等”迫使黑人孩子,进入不平等的学校

20世纪早期的吉姆・克劳法,针对的是黑人男性、女性和儿童。最高法院在1896年的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中,支持种族隔离的法律体系,该法律体系要求“隔离但平等”的设施,但在实践中,黑人公民面临着可怕的待遇。对儿童来说,这项政策的弊端包括种族隔离学校,在那里,黑人儿童因为资金有限和设施陈旧,而遭受痛苦的生活。

从法律上说,1954年最高法院对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的裁决,结束了种族隔离学校。厄尔・沃伦法官宣称:“在公共教育领域,‘隔离但平等’的原则没有立足之地。”然而,许多美国白人继续抵制废除种族隔离。密西西比州的一名教师茱莉亚・玛蒂尔达・伯恩斯(Julia Matilda Burns)回忆说,在上世纪60年代,黑人孩子想要进入一所特定的学校上学,但有人两次放火烧了学校大楼。

特朗普政府制定了“残酷(Cruel And Lawless)”的家庭分离政策

2018年5月,特朗普政府宣布了零容忍的移民政策。2018年4月19日至5月31日,移民官员扣押了近2000名儿童,然后将他们转移到政府机构,2018年6月又拘留了数百名儿童。“德州民权项目”(Texas Civil Rights Project)采访了多位没有收到孩子下落信息的家长:“有一次,边境巡逻人员告诉一位母亲,他们要带他们的女儿去洗澡,但他们再也没有归还孩子。”

德克萨斯大学法学院(University of Texas School of Law)教授丹尼丝・吉尔曼(Denise Gilman)称这项政策“残忍且无法无天”,并得出结论说“历史将严厉评判这一时刻”。

特朗普总统声称,这种做法是在2019年奥巴马总统任内实行的,为此,美联社于2019年6月发布了一份事实核查报告,其中写道:

(特朗普政府的)行为意味着美国当局将对所有非法入境的成年人提起刑事诉讼。这样做意味着对成年人的拘留,和在他们的父母被拘留时带走他们的孩子。在奥巴马执政期间,这样的家庭分离是例外,而在特朗普的政策下成为了惯例。

1939年,美国拒绝采取行动,拯救数千名犹太儿童

由于阿道夫・希特勒提倡针对犹太人的暴力,因此美国拒绝了接收犹太难民。1939年,一艘名为“圣路易斯号”(St. Louis)的船试图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停靠,船上载有900名逃离迫害的德国犹太人。美国政府阻止难民申请签证,迫使这艘船返回欧洲,最终有254名乘客在大屠杀中丧生。

同年,一项国会法案提议,接收两万名犹太儿童进入美国。当反对者推行“美国优先”的方法,移民专员的妻子作证说“2万个可爱的孩子,很快就会成长为2万个丑陋的成年人”时,于是这项提议失败了。

不过最终大屠杀的恐怖让许多美国人相信,他们有道义上的义务帮助难民。

印第安儿童被从父母身边带走,由白人家庭收养

在1978年之前的一些州,美国政府强行将多达35%的印第安儿童与家人分开。例如,在明尼苏达州,90%的孩子都去了白人家庭生活,即使印第安人的亲戚愿意收养这些孩子。尽管有理由认为收养是“孩子的最大利益”。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土著积极分子抗议这项政策,认为它构成了种族灭绝的形式。随后1978年的印第安儿童福利法案,限制了这种做法。2001年,儿童福利联盟(Child Welfare League)的执行董事谢伊・比尔奇克(Shay Bilchik)说,“无论当时的主流观点是多么的善意,多么直率,这都是错误的。这些做法很伤人,而且还反映了一种偏见,这种偏见会让人感到羞耻。”

中东儿童因“安全原因”被拘留在军事设施中

2003年至2011年期间,美国在伊拉克逮捕了2400名儿童,并辩称出于安全原因拘留他们是合理的。许多阿富汗儿童也经历了同样悲惨的遭遇。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道,美国将儿童拘留在位于巴士拉附近的Bucca营,和巴格达的Cropper营的军事中心。

这些儿童平均被拘留的时间超过130天。在阿富汗,2002年至2011年间,美国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拘留了大约90名儿童,宣布他们为非法的敌方战斗人员。

联合国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认为拘留的法律依据太模糊,“尤其令人不安是孩子,他们作为未成年人,只能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可以被视为“威胁社会”。”

一项被称为“红线”(Redlining)的住房政策,摧毁了几代黑人的财富

1934年至1968年间,联邦住房管理局拒绝向黑人公民提供贷款。划分社区等级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些社区“渗透了较低等级的人口”,这一政策被称为“红线”。正因为如此,这项政策也限制了对黑人居住区的投资。因此,《大西洋月刊》的记者塔-奈希西・科茨(Ta-Nehisi Coates)认为,“无论黑人住在哪里,红线划定都破坏了投资的可能性。”

联邦住房管理局,甚至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宣布,“不相容的种族群体,不应该被允许居住在同一个社区。”其结果是:截至2017年,美国黑人仅拥有美国白人财富的5%。

儿童被无限期关押在关塔那摩湾

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名,在关塔那摩湾拘留了至少17名儿童。这些孩子中,有许多人在监狱里呆了多年,看不到尽头。虽然人道主义法允许释放战俘,但他们必须在战争结束后释放――然而,美国认为全球反恐战争仍在进行,因此可能允许政府无限期拘留儿童。

2011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称,关塔那摩湾关押了的数名儿童已经长达7年之久,但没有对拘留青少年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例如,加拿大公民奥马尔・卡德尔(Omar Khadr)15岁时在关塔那摩湾(Guantanamo Bay),忍受了至少10年的监禁。卡德尔面临着被剥夺睡眠、单独监禁和被审讯者强奸的威胁,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拒绝了他要求见律师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