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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正民主运动”背道而驰,企图“改造日本”的法西斯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正民主运动蓬勃发展,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股逆潮流而动的暗流,这就是法西斯运动

一九一九年八月,大川周明等几名法西斯分子成立了日本第一个法西斯组织犹存社。然而,这几个人连纸上谈兵制定个纲领都做不到,更不用说以行动去实现他们的野心建立法西斯政权。于是,他们相中了北一辉,决定邀请北一辉参加犹存社来主持大局。

北一辉何许人也,能够得到这些法西斯分子的器重?

北一辉出生在一个比较殷实的小商人家庭,少年时期家道中落,本人又患上眼疾,久治不愈,严重影响了学业,他绝大部分科目考试不及格,被迫退学。个人和家庭地位的急剧变化给予北一辉极大冲击,导致其对周围环境和社会产生强烈不满。青年时期,他接触过社会主义等多种思潮,还出版过这方面的著作。后来他又与中国革命党人宋教仁等人过从甚密,长时期混迹于中国。在大川周明等人看来,北一辉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堪当重任。

大川周明亲赴上海迎接北一辉加盟。当时,北一辉也决定停止在中国的活动回国,“进行日本自己的革命”,开始写作《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两人一拍即合。

北一辉加入之后,犹存社才可以说真正成立起来了。

犹存社名字的含义是什么?有人说,“犹存”一词摘自中国唐代魏征所作的〈述怀〉诗:“中原复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未就,慷慨志犹存。”也有人说,“犹存”一词源于陶渊明的“虽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无论哪种说法,都反映出民间法西斯势力把自己视为挽救日本的中流砥柱的狂妄自大。

犹存社的目标是什么?透过被奉为纲领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就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一点。法西斯分子认为,日本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难”,因此要改造日本,方法是由天皇行使权力,在全国实行戒严令,停止宪法,解散国会;二是限制私有财产主要是大地主和大资本家私有资产的数量;三是保障劳动者的权利和国民的生活权利;四是宣布日本有权向压迫其他民族的国家开战,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帝国。

显然,《日本改造法案大纲》的要害是实行独裁、保护小私有制和对外侵略扩张。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思潮,是因为日本急剧的工业化使大批农民、小商人和手工业者濒临破产的境地,也就是所谓的“国难”,他们渴望天皇保护自己的小私有,渴望对外扩张带来的民族强大的幻影自我麻醉。虽然这些民间的法西斯分子抨击资本主义,力图改变现状,但他们和大正民主运动背道而驰,其主张是历史的倒退。

犹存社的初期活动主要是透过演讲、办刊物等方式宣传“改造日本”的思想。犹存社出版了机关杂志《雄叫》,在创刊号上登载了由大川周明等人执笔的创刊词,即犹存社宣言。《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最初油印了四十七部,送给所谓的“有识之士”。

犹存社的活动在一部分学生和青年军官中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一些大学和高等中学成立了受民间法西斯思想影响的右翼学生团体。尤为严重的是,日本军队中的士兵主要来自农村,一些青年军官信奉北一辉的思想,组织起法西斯小团体,抨击政党、资产阶级垄断政权,使普通百姓日益贫困,主张进行国家改造,幻想由天皇来拯救国民。

尽管犹存社早期虽然没有采取直接行动,但是在它宣传的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毒害下,有人把对社会的不满诉诸暗杀活动。一九二一年,一个名叫朝日平吾的人刺杀了日本四大财阀之一的安田财阀首脑安田善次郎,然后自杀。朝日平吾生活贫困,在他的遗书中阐述的思想与北一辉如出一辙。

一个多月之后,在东京火车站,原敬首相遇刺,倒在血泊中身亡。凶手中冈良一是犹存社机关杂志《雄叫》的热衷读者。

法西斯运动的兴起,预示着日本即将迎来一场血雨腥风,进入一个暗杀、政变不断的动荡年代。

一九一九年 民间法西斯组织犹存社成立。

一九二一年 九月,受法西斯思想影响的朝日平吾,刺杀了四大财阀之一的安田财阀的首脑。 十月,军部法西斯团体巴登巴登集团结成。 十一月,原敬首相遇刺身亡。

陆军大学校

在近代,日本陆军军官的补充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进行的,完全依靠军事学校: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校。从陆军大学校毕业后,就可以进入军队的中枢部门,直至军部首脑。在士官学校之前还有一个幼年士官学校,入学年龄大约在十四岁左右,它虽不是培养军官必经阶段,但从幼年学校开始接受军队教育的军官被视为正统。

学校的教育没有关于政治、社会方面的课程,自始至终贯穿着军国主义和绝对忠于天皇的天皇制意识形态教育,以军事为中心,禁止学生接触外界各种社会思潮。在大正中期以前,未经上司许可不允许阅读报纸杂志,此后虽然限制有所放宽,但所需要的内容必须从报纸上剪下来才可以阅读。在这种环境下自幼培养起来的军官充满军国主义思想,陆军大学校是军国主义者和法西斯势力的温床。

《田中奏折》的真伪

二十世纪二○年代末,日本武力侵华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一九二八年,日本出兵山东,阻挠北伐军北上。随后,日本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将奉系军阀张作霖炸死。

就在国内外纷纷猜测日本对华政策走向之际,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在民间国际交流会议太平洋会议上中国代表首次向国际社会披露,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给天皇的奏折中明确提出了侵华和称霸世界的计划,引起轩然大波。气急败坏的日本代表为了阻止公布这份文件,不惜以退出会议相威胁。十二月,南京出版的杂志《时事月报》将这份被称为《田中奏折》的文件刊登出来。

《田中奏折》原名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是在一九二七年田中内阁召开的制定对华方针的会议(即东方会议)后上奏给天皇的。东方会议通过的《对华政策纲领》大讲中国的东北和蒙古即满蒙与日本有特殊利害关系,主旨是将东北和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措词含蓄隐晦,并未提到占领东北。

《田中奏折》则不同,该文件赤裸裸地声称日本的最终目标是称霸世界,而“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并从军事行动、经济、铁路、金融、机构设置等方面,对侵占中国东北做了详细的安排部署。该文件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以武力攫取中国东北进而侵略中国和整个亚洲的野心。

《田中奏折》一经披露,犹如晴天霹雳,引起一片哗然和愤怒,各国舆论纷纷表示震惊和谴责,中国更是掀起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

这样一份被作为绝密的文件是怎样流传出来的呢?

据当事人回忆,经过是这样的:居住在日本的日籍华裔商人蔡智堪,交际广泛,经常为中国收集情报。他受张学良的委托,利用日本政界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有人要推动田中内阁倒台),透过朋友关系,化装成补书工人,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日本皇宫内的皇室书库,用了两个夜晚抄录文件,然后转交给中国东北最高长官张学良手下的外交秘书王家祯,翻译成中文,最终使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和计划大白于天下。

然而,《田中奏折》被披露以来,迄今为止争议不断。有人称奏折是伪造的,也有人坚持奏折的真实性。

伪造说认为,一直并未发现这份文件的日文原件,其他语种的文本不足为凭;文中有大量的事实错误甚至非常低级的错误,如提到田中义一在欧美旅行的归途中受到中国人攻击,而实际上是在上海遭到朝鲜人攻击,田中不可能弄错自己的经历;奏折不符日本上奏文的格式,用词也与日本当时的用词大相径庭。因此,这份文件是由不熟悉日本情况的人炮制的。

真实说认为,日本投降之前为了避免留下罪证,曾大量销毁文件及证据,奏折极有可能被销毁;文字的错误是传抄中出现的问题;有一些旁证可以证明奏折确实存在。

例如,在《田中奏折》被披露后,由于文件抄自日本皇室书库,日本当局将书库官员二十八人全部免职,蔡智堪也被逮捕,财产被没收。日本政府之所以采取这些举措,显然是对奏折流传出来的惩罚。

《田中奏折》的真伪作为一个学术上的悬案,也许会长期争论下去,但是人们一致认为,《田中奏折》反映出的日本对外扩张的战略步骤是确实存在的,与后来日本的侵略行动基本吻合。一九三一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一九三七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一九四一年偷袭珍珠港,进攻东南亚。这种吻合绝非偶然。

一九二七年 田中义一内阁召开东方会议。

一九二八年 五月,日本军队制造济南惨案。 六月,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

济南惨案

一九二八年四月,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进行第二次北伐,很快攻入山东。田中义一内阁害怕中国统一,就无法将东北和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因此以保护侨民为由,大举出兵山东,进驻济南、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阻止北伐。

五月初北伐军攻克济南后,三日,日军突然向北伐军发起攻击,造成北伐军和济南市民损失惨重。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蔡公时被日军包围在办公机构交涉署内,痛斥日军的侵略行径,兽性大发的日本兵将其割耳切鼻后,残忍枪杀。蒋介石将北伐军撤出济南, 改道北上。日军在济南大肆进行屠杀。日本出兵山东未能阻止中国的统一,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奉系军阀张学良宣布易帜,服从国民政府。出兵山东还引起英美等国的抗议。一九二九年,日本被迫从山东撤兵。

一九二九年 在太平洋会议上《田中奏折》被披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