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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了他是我的责任”:一名护士向对她性侵的老板,复仇的故事

1908年,一名未婚移民莎拉・科腾(Sarah Koten),正在接受护士培训。她的老板马丁・奥斯皮茨(Martin Auspitz)医生在工作中强奸了她。然而在她怀孕后,警察和法院都拒绝帮助科腾。所以在她的密谋下,独自杀死了对她施虐的人。1908年6月8日,科腾朝着那名强奸犯的心脏开了一枪。而后科腾为她的选择辩护时说:“杀死他是我的责任。”

就像画家艾提亚・真蒂内斯基(artemia Gentileschi)那样,科腾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不过媒体并不这么认为。最终在1908年,一名护士杀死一名医生的故事,登上了全国各地媒体的头条,随后,莎拉・科腾和奥斯皮茨医生的故事,成为了媒体的轰动事件。

不过当科腾在监狱里生下儿子后,媒体开始以崭新的眼光来看待她。他们把科腾描绘成一个别无选择的女人,只能对她实施性侵犯的人开枪:她是一个复仇者,在性侵她的人伤害其他女性之前杀死了他。1908年,法院不得不做出裁决:科腾真的有罪吗?

当她的老板性侵她时,她正在接受护士培训

1907年,莎拉・科腾在纽约市的一家疗养院工作和生活,并且正在接受马丁・w・奥斯皮茨(Martin W. Auspitz)医生的护士培训。科腾之所以继续工作,是因为奥斯皮茨医生承诺她会成为一名训练有素的护士。“我很害怕,不想留下,”她后来解释说,“但医生想让我留下。”

一天早上,奥斯皮茨闯进了科腾的房间,并强行给她注射了氯仿。在她昏迷的时候,奥斯皮茨强奸了她。

这次的性侵也直接导致了她的怀孕,而当奥斯皮茨医生发现科腾怀孕时,他则是强迫她去堕胎。最终科腾拒绝了,并辞去了工作。

法院、警察和地方检察官都拒绝帮助她

1908年,莎拉・科滕(Sarah Koten)将奥斯皮茨告上法庭。她起诉奥斯皮茨强奸,并要求为他们未出生的孩子提供经济支持。不过奥斯皮茨否认了这一指控,并利用他的兄弟和姐夫攻击科腾的声誉。他们声称科滕生活作风不好,并暗示她自愿要为自己与老板的关系负责。

法官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奥斯皮茨有罪。于是法官驳回了指控,宣告那名医生无罪释放。在案件被驳回后,科腾去找警察,想看看他们是否愿意帮忙,但结果是他们没有。然后她去找了地方检察官,但地方检察官则说奥斯皮茨强奸一事没有法律依据。

也就是在那时,科腾终于决定亲手杀了奥斯皮茨。

莎拉・科滕把奥斯皮茨医生诱入陷阱,并一枪射中了他的心脏

由于没有其他选择,莎拉・科滕决定“做我自己的法官。”在警察和法院拒绝帮助她后,她发誓要亲手杀死奥斯皮茨医生。随后她事先精心策划了这次犯罪,以确保奥斯皮茨一定会死。

1908年6月8日,怀孕的科滕将强奸犯引诱到一个假装病人的家里。当奥斯皮茨医生到达时,她朝他的心脏开了一枪。

两周后,科滕因谋杀罪入狱。在等待审判,和等待孩子出生的过程中,科腾向一位富有同情心的记者解释了她的动机。“当我想到我破碎的生活和他可能打破的别人的生活时,我觉得我有责任杀了他。”

她不是这名医生的第一个受害者

《威尔克斯・巴利时报》在莎拉・科腾谋杀案审判一个月后,披露了这一爆炸性新闻:奥斯皮茨医生有“性侵”女性的历史。在科腾杀死他之前,至少有两名女性对这位医生提出诉讼。一位名叫艾格尼丝・德法(Agnes Deffa)的女性试图在法庭上攻击奥斯皮茨,因为奥斯皮茨声称是她发起了一场未经双方同意的性关系。

另一名妇女安娜・延森(Anna Jensen),曾是奥斯皮茨疗养院的病人。在奥斯皮茨性侵她之后,延森拿着枪冲进了这名医生的办公室,想要“杀死这条恶狗”。延森虽然开了枪,但她枪里的子弹却失效了。而这起未遂谋杀,就发生在奥斯皮茨性侵科腾的几个月前。

她在被性侵后找不到工作,竟是因为被认定为“低智商”

在辞去在疗养院为性侵者工作的工作后,萨拉・科滕一直在努力寻找新的工作。她于1902年从俄罗斯移民到美国,现在她是一个未婚怀孕的女人,没有办法养活自己。据《出走的女孩》一书的作者安・费斯勒(Ann Fessler)说,在20世纪早期,许多社会工作者认为未婚妈妈是“低智商”。所以由于他们的母亲智力低下,非婚生子女的智商肯定会更低。

媒体称她为“可怜”和“疯狂”的女孩

当莎拉・科腾在监狱里等待判决的时候,她的案子也引起了媒体的轰动。1908年6月9日,也就是科腾谋杀强奸她的人的第二天,她的故事出现在远至美国加州的报纸上。《新闻民主党人》报道说:“昨晚,年轻的护士莎拉・科腾通过一个假电话,将马丁・w・奥斯皮茨医生引诱到哈莱姆的一所房子,并将他枪杀。”据报纸报道,凶手“在那里埋伏了好几个小时”。

“她今天宣布,她对自己的行为不后悔,”故事的结尾写道。

媒体给科腾贴上了“不幸”和“疯狂女孩”的标签。他们还讲述了科腾的犯罪故事,甚至认为她是个恶毒的杀手,几乎没有人会同情她。不过科腾的名声在生下孩子后就会发生改变――突然间,媒体对这位可能被送上电椅的母亲,产生了同情。

母亲的身份,改变了她在新闻界的声誉

人母的身份成了莎拉・科腾的盾牌。1908年10月8日,她在监狱里生下了儿子亚伯拉罕。记者们开始写更多同情这位母亲的报道。“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母亲的爱,更美好的了,”斯波坎新闻社援引科腾的话说。

另一份报纸《东俄勒冈人》报道说,亚伯拉罕的出生使科腾变成了一个开始悔悟的女人。“生命的礼物从未如此珍贵,如此美丽。”据报纸报道,母亲的身份改变了科腾:“她认为这个婴儿将证明她的经历中最耻辱的事情,但在它无力的小手的触摸下,奇迹般地将这个可怜的女孩,改变成了一个快乐的女人,并且开始渴望生活。”

谋杀案发生的一年后,法官接受了她的精神错乱的辩护

媒体认定莎拉・科腾是无辜的,她的孩子亚伯拉罕就是明证。这位邪恶的医生曾试图向科腾施压,让她堕胎,而科腾的拒绝使她受到公众的欢迎。《波塔克特晚报》解释说,奥斯皮茨“建议她做手术”,但她拒绝了。这符合科腾是一个模范母亲的说法,因为她只是在捍卫自己的荣誉。

在科腾的审判结束时,法官詹姆斯・a・布兰查德(James A. Blanchard)接受了她精神错乱的辩护,最终判了她缓刑,并把她送到犹太妇女理事会去照顾。

她激励妇女实施的暴力行为,既有正当的,也有不正当的

婴儿亚伯拉罕是一个“暴力下产生的孩子”,但他的出生也拯救了莎拉・科腾。科腾的怀孕让她不得不杀了奥斯皮茨,而在舆论的法庭上,她的报复也是正当的,因为她是受害者。正如林赛・伯恩哈根(Lindsey Bernhagen)在《石板》(Slate)杂志上所说,“为了赢得怜悯,(女性)不得不让步:‘我太软弱了,而他太有力量了。’”

科腾的辩护鼓舞了其他女性。1909年初,一个名叫伊丽莎白的女人强迫查尔斯・施密特娶她为妻,她说如果他不娶她,她就“像莎拉・科腾那样打爆他的脑袋”。莎拉・科米斯基试图杀害抛弃家庭的父亲;奈莉・沃顿因为前男友逃跑而杀了他。最终这些妇女声称,这一波女性暴力都是因为受到了科腾激励。

一个颅相学家,将她的头与一个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的头进行比较

1908年,也就是同一年,莎拉・科腾谋杀了她的奥斯皮茨医生的那一年,贝尔・冈尼斯也因谋杀被捕。住在印第安纳州拉波特的冈尼斯,在她的无头尸体在一场农舍火灾中被发现之前,她可能已经杀害了25到30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随后,冈尼斯被称为“地狱美人”或“蓝胡子女士”。

报纸使用颅相学,将莎拉・科滕与贝儿・冈尼斯进行了比较。颅相学是一种伪科学,声称人的性格可以通过他们的头部形状来揭示。颅相学家杰西・福勒问道:“她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吗?她应该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吗?她是一个在法庭和全世界面前的罪犯吗?”

在比较了科腾和地狱美人头部的各个部位后,福勒总结道:“她恰恰站在了一个充满激情、残忍、狡诈和冷酷的女人的对立面……因此在我看来,莎拉・科腾应该被释放。”

报纸将对医生的谋杀,归结为荣誉的问题

《盐湖城论坛报》(Salt Lake Tribune)的标题是:“开枪射杀医生,为她的荣誉报仇。”莎拉・科腾的荣誉,也因此成为媒体对她的描述和审判的关注重点。

这种叙述借鉴了19世纪适用于绅士的“不成文法则”。如果女性的荣誉受到威胁,男人们可以进行报复,即使这违反了法律。到了20世纪初,同样的普遍规律开始延伸到女性身上。不成文的法律认为,女性几乎没有能力阻止男性的攻击和暴力,所以女性用暴力保护自己,是可以接受的。

没人知道莎拉・科腾后来的故事

莎拉・科腾出狱后,便从历史中消失了。正如《索引报》报道的那样,犹太妇女委员会将“为她找一个合适的家,让她可以改名,在不知道孩子母亲犯下罪行的情况下,抚养她的孩子。”这份简短的报告总结道:“虽然没有人能一直宽恕谋杀或其他任何违法行为,但令人欣慰的是,这位痛苦的女性没有因为一项她本不该受到指责的罪行,而被送入监狱。”

没有人知道科腾和她的儿子亚伯拉罕后来发生了什么,毕竟他们在审判后改了名。

科腾在故事的最后,成功地说服了媒体和法庭,她是一个应该受到同情的受害者。但她并不是通过争辩说服的,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这是她“杀戮的责任”――通过将自己隐藏在母亲、荣誉和受害者身份的斗篷下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