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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的美国,同性恋者如何被认为,是大萧条发生的直接原因?

2004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同性婚姻合法化,这似乎是21世纪头20年同性恋权利取得进展的一个具体“开端”,但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同性恋并不总是违法的。

在20世纪20年代,同性恋者的身份表达在美国的城市地区相当普遍,尽管仍然受到歧视。富裕的经济和全面的繁荣,为文化探索提供了条件,打破了性别的界限。在大萧条之前,同性恋俱乐部和变装舞会,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地方。

美国人把狂野的派对和文化探索,视为经济突然衰退的明显原因。后来反同性恋立法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开始变得普遍,同性恋群体集体由此转入地下。那些仍然设法“活在正常生活中”的人培养起了密切的关系,但对许多人来说,这并不容易或几乎不可能发生

而我们通过历史视角来理解同性恋文化,可以为最近围绕同性恋权利的运动和立法,提供有价值的思想背景。

30年代终结了20世纪20年代,在纽约盛行的变装舞会

变装舞会是1920年代同性恋的表达方式之一。在纽约市,这些活动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舞者、表演者和好奇的异性旁观者。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种族隔离在美国还是一种规范,而变装舞会则是一项综合活动――尽管白人表演者,更有可能从白人评委那里赢得奖项。

诗人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描述了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一次舞会上的经历:

在新黑人时代和游客入侵哈林区的高峰期,哈林区和市中心的知识分子和社会领袖在这个舞会上占据包厢,从上面俯视舞会中形形色色的同性恋人群,男性穿着飘逸的长袍,戴着羽毛头饰,女性则穿着燕尾服和西装,而这是当时的一种时尚。

大萧条开始后,纽约城蓬勃发展的变装舞会戛然停止。许多人将经济崩溃归咎于20世纪20年代的喧闹和“文化实验”,而同性恋群体恰好成了替罪羊。

由于担心家人和爱人受到侵犯或经济报复,许多参加舞会的人,离开了同性恋者的公共生活。

纽约警方开始积极尝试,诱捕同性恋男子

1923年,纽约州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一名男子邀请另一名男子发生亲密关系是非法的。由于在此期间,在纽约生活和工作的同性恋者数量众多,因此,罪犯被选择性地、随机地起诉。直到大萧条开始,才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除了全面的酒吧突击搜查,拘留游街男子的主要手段是通过警察诱捕。魅力四射的便衣警察会进入酒吧,与男性进行调情,随后当这些男性提出离开酒吧去勾搭人时,才会逮捕他们。

根据1938年的一项心理健康研究《100名弱势同性恋者的个案历史中的社会因素》(Social Factors in Case history of 100 Underprivileged homosexuality),在一年内被起诉的性侵犯案件中,97%的男同性恋者是成年人,他们在自愿的情况下与其他成年人发生关系。

“三色堇热潮”在芝加哥结束

随着纽约同性恋群体的兴衰,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过渡时期,芝加哥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

“三色堇狂热”的诞生可以归功于禁酒令,当时的娱乐活动都被转入地下,以避免各种法律后果。而最近来自欧洲和南美的移民的涌入,帮助支持了这一运动,在同性恋群体中创造了许多种族飞地,而这导致了近北区和南区的同性恋俱乐部和歌舞厅的突然激增。

历史学家查德・希普(Chad Heap)对三色堇的种族进行了评论:

非裔美国变装艺人在南区一些最著名的歌舞厅中为同性恋观众表演。墨西哥“酷儿”在阿什兰大道(Ashland Avenue)上开辟了自己的空间;来自纽约市北部、南部和西部的少数族裔工人阶级“女王”,则在城市各处的私人派对和公共场合聚会。

由于同性恋群体的非法活动突然增多,“三色堇狂热”很快就结束了。

美国通过一项“性精神变态者”法律来监禁“变态者”

芝加哥“三色堇狂热”的结束,是一系列针对同性恋有针对性攻击的结果。20世纪30年代,有很多关于“性罪犯”的报道被发布出来,用的都是耸人听闻的语言,比如“危险!一千名逃出来的弱智和疯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凶残的性犯罪……在芝加哥逍遥法外!”

性犯罪在芝加哥得到了广泛的媒体报道――不管它们发生在哪里,以劝阻芝加哥人自己不要参与任何反常的行为。市议会颁布了一项法律,要求安装“白痴警报器”――这种警报器会从防火梯发出声音,警告路人可能有异常行为。

1938年,通过了一项“性精神变态者”法。该法律允许警察和医疗机构强制将任何有变态行为嫌疑的人,送入精神病院或监狱,不过具体发布时间不确定。密歇根州是第一个通过这项法律的州,不久之后伊利诺斯州也通过了这项法律。

一项新的好莱坞制片准则,禁止电影中出现同性恋

同性恋者从舞台和银幕上消失,反映了他们在公共生活中存在感的突然下滑。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描绘穿着礼服的男人和公开的同性恋角色的照片,是很常见的。1926年的女同性恋戏剧《俘虏》在百老汇引起轰动后,它开始了关于同性恋问题的讨论,而电影明星梅・韦斯特(Mae West)写的关于男同性恋的戏剧《拖曳》(The Drag),进一步扩大了这种讨论。反对声也接踵而来,纽约州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在舞台上表现或讨论同性恋。

20世纪30年代初,好莱坞也出台了类似的规则。奥尔加・J・马丁(Olga J. Martin)负责制定该规则的管理处秘书,解释了该规则的细节:

银幕故事中不能有同性恋的暗示。并且把男人刻画成柔弱的女人,或者把女人刻画成极度阳刚的女人,都是绝对禁止在银幕上出现的。这也意味着,任何喜剧角色都不可能被引入到电影剧本中,来扮演一个同性恋。

女同性恋被看作是对异性恋婚姻的主要威胁

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困难时期,异性恋男子对自己没有能力养活妻子和家庭,而感到很自责。当这一点被升华为他们性别化的自我概念时,女同性恋者就成了一个问题。

异性婚姻是建立在男人提供生活保障和女人提供养育义务的概念之上的,所以女人同时扮演两种角色的想法,对异性婚姻的神圣性是一种威胁。它颠覆了人们对性别角色的普遍期望,因此许多反同性恋者声称,这是导致大萧条的社会堕落的一部分。

相比之下,双性恋更被允许,因为它允许异性交往的可能性。

一些同性恋女性,以“道路姐妹(Sisters Of The Road)”的身份在全国游荡

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经济低迷时期,女同性恋者面临着有限的选择:她们可以继续以女同性恋的身份诚实而公开地生活,她们可以嫁给男人以保持低调,或者她们可以完全离开这个城市。

选择后者的人被称为“道路姐妹”。并且他们通常来自下层社会,随着性压抑的加剧,她们可能已经无家可归或失业。为了安全起见,这些流浪的女同性恋通常会成群结队的聚在一起。

有些人开始过异性恋的生活,作为经济上的生存手段

在20世纪上半叶,女性普遍不被鼓励去工作,而男人则应该支撑起支持自己的家庭生活。有工作的女性通常赚不了多少钱,而且她们经常被骂“从一个有家庭的男人那里抢钱”。

当经济下滑时,职业女性的处境尤为艰难――如果她们是女同性恋,情况更是如此。那些不能公开同性恋生活或离开城镇的人,往往最终会为了生存,而选择过异性恋生活。

这个群体主要由中产阶级妇女组成。上流社会的妇女可以做她们想做的事,而下层社会的妇女几乎不会因为自由生活或离开城市,而失去什么。中产阶级的女性会为了在大萧条中生存而找个丈夫,可能还会在业余时间参与女同性恋的活动。

一些中产阶级同性恋女性,自认为是“女同性恋”

虽然很多女同性恋者为了生存而选择嫁给男人,但她们往往会在私下里继续她们的“双性恋活动”。并且她们的异性婚姻,可以使他们免于耻辱和可能的法律后果。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女同性恋都躲了起来。在少数几个安全的地方,女同性恋者仍然可以聚集在一起,尽管是以一种更秘密的方式。这些空间经常出现在大学校园、夏令营和公共生活环境中。

由于进入这些空间的经济障碍,这些社区主要由中产阶级妇女组成。

同性恋团体挑战了对她们的禁令

虽然她们的活动基本上没有成功,但还是有几次有组织的尝试,反对对同性恋酒吧和公共场所的新禁令。Mattachine Society和bilittis的女同性恋团体,分别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目的是将该州告上法庭。

虽然这些组织的活动,超出了大萧条时期的范围,但在同性恋公共生活的兴衰过程中,这些组织的创始成员,都是同性恋的年轻人。他们的经历点燃了他们挑战国家干预他们生活方式的欲望。

同性恋者不能再在公共场合聚会

在纽约,通过了一项立法,禁止同性恋者在任何国家许可的公共场所集会。这意味着,如果酒吧、餐馆和俱乐部雇佣或为同性恋者服务,甚至是只要允许他们聚集在这里,它们都会有失去卖酒执照,甚至失去租约的危险。

尽管这些同性恋场所的老板采取了预防措施,但州酒类管理局仍然关闭了数百家允许同性恋存在的场所。而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

许多人认为,经济衰退是对传统男子气的侮辱

同性恋世界的突然消失,本质上是一个性别身份表达和理解的问题。

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都被视为对男子气的威胁。许多道德权威声称,大萧条是扭曲性别的直接结果。一个有男子气的女人被认为是一个失败的女人和一个虚伪的男人,而一个有女人味的男人则是一个软弱的男人。

虽然同性恋恐惧症是20世纪30年代新保守主义背后明显的激活力量,但它可能并不那么有针对性。在这个动荡的时代,美国人担心任何对“传统规范”的偏离,都可能使金融状况比现在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