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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的这项法律,将数万人送进集中营,甚至是战后都没被废除

阿道夫・希特勒视同性恋者,为雅利安种族的威胁。1935年,德国出台了一项针对同性恋的法律,随后数千名同性恋者被送进集中营,其中超过一半的人死于集中营。这些受到大屠杀破坏的同性恋者,遭受了非常可怕的待遇,包括殴打、强迫劳动和医疗酷刑。即使是在二战后,这些幸存者仍被视为违法者。

第三帝国对同性恋的迫害,并没有随着希特勒的灭亡而结束。相反,东德和西德继续执行纳粹法律第175条例,禁止男性之间的“过分亲密”的行为。1949年,大屠杀幸存者卡尔・戈拉斯被捕,将他送进集中营的同一名法官再次对他进行了审判并判刑。当戈拉斯申请赔偿时,西德告诉他,大屠杀的同性恋幸存者是罪犯,而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

令人震惊的是,第175条例在德国一直保留到柏林墙倒塌――成千上万的同性恋大屠杀幸存者,在他们的政府不承认他们的痛苦经历的情况下去世。

纳粹将同性恋,视为对雅利安种族的威胁

第175条例存在于希特勒上台之前。从1871年起,德国法律规定:“男性之间或人与动物之间发生的非自然的性行为,应受到监禁的惩罚,还可能被剥夺公民权利。”但第三帝国修改了法律,将目标对准了男同性恋者,声称他们对雅利安种族构成了威胁。

修订于1935年实施,第175条例专门针对男性之间的行为。这些修订带来了更严厉的处罚和更广泛的法案定义,可能导致男同性恋入狱。

然而,修订从未针对过女同性恋,因为女同性恋者并不被视为对种族的威胁。

第175条例会因牵着手或只是看着别人,而把人送进集中营

在修改了第175条例后,第三帝国法院在1936年至1939年间拘留了78000人。大约5万人被关押,多达1.5万人被送进集中营。

那些人犯了什么罪?根据法院的说法,男人之间任何形式的浪漫互动都是惩罚的理由,并且男性仅仅因为亲吻或牵手就会受到惩罚。到1938年,法院裁定,任何亲密接触都是违法的――即使只是看着另一个人,也会让一个人进监狱。

纳粹用医学实验折磨同性恋

纳粹在集中营对同性恋进行医学实验,声称这些实验可以“治愈”他们的同性恋“疾病”。

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医生将睾酮胶囊植入同性恋囚犯体内,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将他们阉割。

狱警还试图通过殴打羞辱囚犯,来“治愈”同性恋。在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集中营,男同性恋者被迫每天跑25英里,甚至被一群会咬人的狗追赶。

同非犹太人相比,同性恋囚犯在集中营的死亡率最高

数百万人死于集中营。鲁迪格・劳特曼教授研究了集中营里的非犹太囚犯,发现因第175段法律而受到惩罚的罪犯,在非犹太人口中死亡率最高。超过一半的同性恋囚犯在集中营中死去,相比之下,政治囚犯的这一比例为40%,耶和华见证人的这一比例为35%。

同性恋囚犯面临着如此严酷的待遇,以至于75%的死亡发生在集中营的第一年。1945年,只有大约4000名同性恋俘虏幸存下来。

二战后,集中营的同性恋幸存者仍然被当作罪犯对待

卡尔・戈拉斯在集中营里活了下来。在一次采访中,戈拉斯说道:

我26岁的时候,我的情人揭发了我,根据第175条例,规定同性恋是一种“不自然的”行为,因此我在家里被逮捕。虽然这项法律已经成文多年,但纳粹扩大了它的范围,并以此为依据逮捕了大量的同性恋者。随后我被囚禁在汉堡附近的纽恩加姆集中营,那里的同性恋者必须戴着一个粉红色的三角形。

因为他接受过一些医疗培训,戈拉斯被转移到了一所囚犯医院。但当一名卫兵命令戈拉斯削减波兰战俘的面包配给时,戈拉斯拒绝了。很快他就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在那里活到了1945年。

即使在从奥斯威辛解放出来后,戈拉斯仍然被当作罪犯对待,因为第175条例在东德和西德仍然存在。

同性恋在东德和西德,仍然是被禁止的

第三帝国的灭亡,并没有改变针对同性恋的法律。同性恋幸存者受到不同于其他人的对待,因为第175条例仍存在于法律条文中。

在盟军占领德国期间(一直持续到1955年),德国继续执行第175条例。有些男同性恋者实际上是被迫服完刑期的,即使是在集中营里幸存下来之后。大屠杀幸存者甚至被德国政府拘留和监禁。

1950年,东德废除了对第175条例的修订,但没有废除1871年的最初版本。西德继续执行175段的修订版,直到20世纪60年代。

纽伦堡审判从未提及针对同性恋囚犯的不公正待遇

纽伦堡审判使第三帝国的不公正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从1945年到1949年,纳粹官员和医生被指控犯有反人类罪。但是在集中营里对同性恋犯下的暴行,在纽伦堡从来没有出现过――对第175条例的修订也没有出现。

针对同性恋囚犯进行的医学实验,也从未在审判中被提及。记录显示,医生向党卫军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吹嘘旨在“治愈”同性恋的医学实验。在一份文件中,医生们声称“这种被称为3A的植入物,已被证明能将同性恋转变为正常的性取向。”然而,这项实验至少夺去了两名男性的生命,也没有证据表明,它会改变任何人的性取向。

西德判决同性恋罪的比率,与第三帝国一样高

在二战后不久,东德和西德继续逮捕男同性恋者。纳粹根据第175条例监禁了5万人,而二战后的德国根据同样的法律,定罪了6.8万多人。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德国法院判定同性恋者有罪的比率,与第三帝国相同。其中一些人之前是大屠杀的幸存者,包括卡尔・戈拉思。

一名法官为保住他的工作,判卡尔・戈拉斯再服刑四年

卡尔・戈拉斯在奥斯维辛幸存了下来,但解放并没有改变他的法律记录。1949年,根据第175条例,他再次面临指控。

在审判中,戈拉斯站在十年前判他有罪并将他送进集中营的同一位法官面前。法官在法庭上看到我时说:“你又来了!”。“我又来了!”戈拉斯说。然后法官根据1939年的法律,对戈拉斯判处了最高刑罚。

西德拒绝向集中营的同性恋幸存者赔款

1956年,德国联邦共和国(西德)宣布,集中营的同性恋幸存者没有资格获得任何赔偿。

这项裁决并没有阻止卡尔・戈拉斯向政府提出两次赔偿请求。1953年和1960年,德国政府都拒绝承认戈拉斯是第三帝国的受害者。

根据西德的法律,戈拉斯是一个违法者,而不是幸存者。因此,戈拉斯和其他数千名集中营幸存者还面临着指控。最终许多人在没有得到官方承认他们受到迫害的情况下,就去世了。

同性恋幸存者被告知,他们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

在东德,同性恋幸存者也被拒绝承认。例如,在20世纪40年代,东柏林的地方法官宣布,同性恋幸存者,将不会作为“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获得养老金。

除了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之外,同性恋幸存者多年来也被大屠杀研究人员忽视。一名幸存者说:“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愚蠢的女王,没有隐藏我们的地址簿。”

当党卫军官员可以将自己的纳粹服役记录计入养老金时,同性恋幸存者却没有

1937年,弗里德里希・保罗・冯・格罗斯海姆(Friedrich-Paul von Groszheim)和230名同性恋者在吕贝克被党卫军逮捕。在服刑10个月后,他于1938年再次被拘留。德国官员拷打冯・格罗斯海姆,直到他同意被阉割。“他们把我们打得很严重,”冯・格罗哲姆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无法躺下……我的整个背部都流血了。你被打败了,直到你终于说出名字。”

二战期间,冯・格罗斯海姆被送进了集中营。虽然他活了下来,但他从未得到德国政府的补偿。

保罗・格哈德・沃格尔(Paul Gerhard Vogel)被判处进入劳改营改造,在那里他被迫每周工作100多个小时。后来沃格尔被转移到挪威,在那里他冒着暴风雪铲雪,甚至被迫在零下的气温下赤脚工作。

二战幸存后,沃格尔发现他被迫在劳改营度过的岁月,不会计入他的养老金――而折磨沃格尔的党卫军军官,可以将他们在劳改营工作的时间,计入他们自己的养老金。

第175条例在德国一直保留到20世纪90年代

1969年,西德终于将同性恋合法化。在此之前,东德在1968年将同性恋合法化。

在柏林墙倒塌之前,第175条例在这两个国家都有保留。直到1994年,东德和西德重新统一四年后,德国才正式将其从法典中删除。

2000年,德国赦免了根据第175条例被定罪的人

被纳粹杀害的同性恋男子,一直等到1985年5月8日,才首次公开纪念他们的迫害。在战争结束40周年之际,西德总统承认了大屠杀的同性恋幸存者。

1994年,德国正式废除了第175条例。2002年,德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赦免了所有在第三帝国时期根据第175条例被定罪的同性恋男子――但不包括二战后被定罪的任何人。

2017年,一项新法案废除了东德和西德根据第175条例定罪的所有罪名。它还对根据该法律被定罪的男性给予补偿,其中包括对在监狱中度过的每一年的额外赔偿。

然而,到2017年,许多被定罪的人已经过世,然后没有人承认他们受到的虐待。例如,卡尔・戈拉斯于2003年去世,他在集中营和西德教养所度过的岁月。没有得到任何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