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烟草传入中国,崇祯皇帝下禁烟令,其原因特殊

吸烟有害健康,政府近年也大力宣传戒烟及“控烟”,其实这些并非现代才有,中国早在明清时期,都不止一次发过“红头文件”,还要求国民戒烟,更禁止官员在衙门等公共场所吸食。

烟草约于明代嘉靖末至万历初经菲律宾传入中国南方,及后迅速在全国种植,烟民迅速增长。至清代,吸烟已成国民基本嗜好。烟草在进入中国时,还传入一个故事:吕宋岛上淡巴国公主死后,被弃于野外,没想到她闻到烟草香味后竟苏醒。从此在明清记载为“淡巴菰”的烟草,又名为“返魂香”。

从史料上看,古人对烟草的嗜好甚至比今人还严重,或许与古人对烟草过度迷信有关。据最早著录烟草的医学书籍,明代的《本草汇言》载:“此药气甚辛烈,得火燃取烟气吸入喉中,大能御霜露风雨之寒,避山蛊鬼邪之气,小儿食此能杀疳积,妇人食此能消症痞。”古人还相信,烟草“亦辟瘴气,捣汁可毒头虱”,也能治畏寒、发热等。明末人姚可成辑《食物本草》中还有一观点,认为烟草能当饭吃 :“凡食烟,饥能使饱......一切抑郁愁闷,俱可藉以消遣,故亦名忘忧草。”可见早期,烟草还一度被认为是对身体有益。

到了清代,有医生提出吸烟有害健康。名医张璐的《本经逢原》中提出:“岂知毒草之气,熏灼脏腑,游行经络,能无壮火散气之虑乎。”清人陈B子在《花镜》中载:“久服肺焦,非患膈即吐红。”名医吴澄警告吸烟者:“虚损之人,最宜戒此。”吴仪洛在《本草从新》中,索性将烟草列入“毒草类”。古代也有不少有识之士不断呼吁远离烟草。

古之禁烟,最有力的举措当属朝延干预。明末崇祯皇帝朱由检曾两次颁布“禁烟令”,到了第二次禁烟则是为了防止“亡国”。迷信的崇祯乃“燕王”朱棣之后,京都又为“燕京”。由于“烟”与“燕”音近,“吃烟”就是“吃燕”,出于避讳,故下禁烟令。

清人入关,前几位皇帝都努力恪守祖训,严格禁烟。《大清律例》也就“控烟”有明确规定:“凡紫禁城内及凡仓库、坛庙等处,文武官员吃(吸)烟者革职,旗下人枷号两个月,鞭一百。民人责四十板,流三千里。该管官员见而不行捕首被旁人捕首者,该管官员俱罚俸半年......”清太祖努尔哈赤更对烟草在边廷贸易中采取严厉措施,限制进口,官员大臣都主张限制种烟,保证粮田。

雍正时,皇帝嗜好鼻烟,但仍然提倡反对种植烟草。干隆时期,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方苞更是多次上书禁烟之言。到了太平天国时期,政权对抽烟者的态度更加严厉,《天条书》载明:“凡吃黄烟者,初犯责打一百,枷一个礼拜;再犯责打一千,枷三个礼拜;三犯斩首不留。”到了道光、咸丰年间以后,随着清王朝日益衰落,控烟令也成一纸空文,“烟民”剧增,人们将吸纸烟、吸鸦片、打麻将和嫖娼并列为晚清“四大公害”。

民国时期禁绝鸦片烟毒,政府在禁毒取得成效,但到了禁吸纸烟的问题时遇到阻碍。1930年代,蒋介石和宋美龄联手发动“新生活运动”,试图改造国民习性。到了1935年,蒋介石去浙江时发现很多大幅纸烟广告牌,非常生气,亲自发了一封电报给浙江省政府,命他们禁止纸烟广告,5月蒋介石向全国发表《新生活运动纲要》。

《纲要》中《新生活须知》有提到“鸦片屏绝,纸烟勿吃”,即掀起一场波及全国的禁吸纸烟活动。严厉打击,禁摊贩卖烟,行人不许在路上吸食,惊动了国民政府高层。财政部长孔祥熙为确保国家税收,又要贯彻新生活运动的旨要,于1935年下文称:“任何团体,如有假借新生活运动名义,禁止人民吸售纸烟,务应立予纠正,以维国税而安商业。”至此,由一场禁烟运动,在政府的“暂缓”和“以维国税而安商业”之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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