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不和亲不纳贡,为何给蒙古交保护费,不管日本使者当街杀人?

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曲墨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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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网上常有“强汉盛唐刚明”的说法。鉴于宋朝的软弱屈辱,明朝的外交政策经常显得刚过了头。譬如坚决不与蒙古和亲,坚决不对外族纳贡,面对建州女真也坚决不议和,很多时候这种不合时宜的过度刚,反而导致了不好的结果。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的是,明朝虽然刚硬,但对蒙古和日本也有实质性的退让妥协,用不好听的说法,就是“交了保护费”。为何会如此呢?

明初,面对日本屡次杀害使节,明王朝不能征讨,只能曲意安抚。到永乐时代,用勘合贸易的厚往薄来诱惑,令足利义满接受册封为日本国王,日方也主动捣毁了对马等地的倭寇巢穴。景泰4年(1453),日本使团经过临清,目无王法,光天化日之下抢劫路边民居,又对前来阻止的明朝军官(指挥使)一顿暴打,几乎活活打死。(选自《英宗实录》)

成化4年(1468),正逢大明开国100周年,北京城中,天子脚下,日本国使臣麻答二郎竟然使酒撒泼,强买民物。遭拒绝后,光天化日之下拔刀斩杀京师百姓。然而明廷却“从对日邦交大局出发”,只是象征性地让日本使团出了区区十两烧埋银,日本使团行凶之后扬长而去。

▲俺答汗画像

后来,蒙古俺答汗对明朝封贡,其建立的“大明金国”名义上成为明朝的北边屏藩,明朝也每年给8万两银子作为抚赏。后来为了笼络林丹汗,明朝又在1619年赐予林丹汗4万两银子的抚赏,次年又增加到40万两。

这些事情听起来的确很屈辱。然而声名赫赫的罗马帝国,在公元400年前后已经多次被规模在2万左右的蛮族军队长驱直入,横扫得一片狼藉,不得不割地纳贡以求和平。至于后来的拜占庭帝国,向波斯人和蛮族纳贡更是家常便饭。

日耳曼人定居下来之后也好不到哪里去,查理曼大帝的后裔们,在遭受维京人无孔不入的劫掠时,只能用金银将维京汉子的长船装得盆满钵满。就连以骑兵出名的萨珊波斯帝国,都不得不长期向厌哒游牧民缴纳沉重的贡赋。

▲威压波斯,侵入印度的厌哒帝国

就连强汉时代,东汉王朝每年都不得不花一亿多钱供养南匈奴,使其不劫掠而安分作为屏藩。这些蛮族为何这样嚣张呢?难道他们真的个个能以一当十,神鬼莫当吗?不说别的,明朝和日本的万历朝鲜战争就能证明倭人的战斗力远不及明朝野战军。在西方,匈人、维京人、阿瓦尔人、马扎尔人,这些蛮族同样没有什么绝对性的单兵战力优势。

袭扰性掠夺作战的特点,则在于没有固守控制地方的压力,没有安抚建设占领区的需求,只需要寻找对方漫长防线的薄弱处发起进击,所有的参与人员都出于贪利动机行动并能从中获利。这种攻击模式不需要太多人口参与,就能发挥出极大的破坏性。游牧民族人口不多,单兵战斗力也不高,却能对庞大的中原农耕帝国造成巨大的压力,原因就在此。

▲占城王国与越南的对峙

其实在宋朝时,占城海盗就已经非常猖獗。占城,位于今日越南南部,到宋代都只是人口百余万规模的小国。在西晋时,晋人就因他们劫掠交州而苦,批判他们“种类猥多,朋党相倚,负险不宾”。但由于宋代大量华人流入建立华人社区,再引导占城海盗回来劫掠大宋,占城海盗的活动达到巅峰。

占城的袭击目标并不只是大宋,也包括整条海上丝绸之路。阿拉伯世界的商船,也是他们的重要猎物。对于占城人肆无忌惮的海盗行为,宋朝深表遗憾,提出严正抗议和强烈谴责,最后不了了之。

▲阿拉伯商人

当然,农耕帝国,尤其是中央集权制的农耕帝国为了控制地方,导致的养兵成本提升,也是必须要考虑的。军队必须由官僚体系来掌握以确保忠诚于君主,这就提升了建军成本。国内的长期安定,也使得募兵成本上升。

崇尚文化事业导致民间尚武风气的弱化,这往往是君主想要看到的,因为可以确保地方的稳定。而军费支出由中央提供而不是军队直接在地方征收,使得军队无法轻易攻击中央,却使得转运开支大增。

这就使得面对可以袭击漫长边界线的游牧民或者海寇时,野战军的数量常常捉襟见肘。而地方民兵面对集结优势兵力攻击一点的敌人时,往往防守堡寨都力不从心。官僚系统的推诿扯皮,则使得援军集结异常缓慢。因此,敌人很多时候都能饱掠之后从容退去。

▲维京海盗

更糟糕的是,由于农耕帝国的庞大,内部常常出现大量的内奸为外敌提供情报,牟取巨利,这就使得敌人的袭击更加神出鬼没。在明朝有著名的勾结俺答汗的白莲教徒赵全等人,而在西方,维京人也以擅长从本地人处收集情报著称,显然逃亡的庄园农奴们会很乐意为这些蛮族带路。

然而,为了维持庞大的帝国,适当的“弱民”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古典大帝国维持的“必要之恶”。中国没有像古罗马一样分崩离析,正是因为将这种“必要之恶”坚持下来并保障了文化完整不被异族切割解构。

而查理曼帝国曾一度想要效仿古罗马的体制,最后却不得不允许地方的公爵伯爵们(起初类似古罗马的总督)世袭领主化,他们建立起来对抗维京人和马扎尔人的城堡同样也能用于对抗君主,法兰西、意大利、德意志最终分裂开来,并陷入中世纪漫长的领主混战,到近代才完成了整合,而德意志与奥地利的分裂,也肇因于此。

了解了这些,我们就明白,以“刚强”著称的明王朝,也对海上岛国日本退让居多的缘故了。明朝对外并非一味软弱,曾因葡萄牙人的不法把葡萄牙使节皮雷斯拘留入狱致死,也曾把奥斯曼帝国的使节团拉去守甘州城,导致九人战死。然而元朝的两次失败让明朝确信攻击日本本土几乎不可能成功,就只能咬牙容忍日本使团的不法,寄希望于对方约束倭寇的袭击。

▲终结日本战国时代的德川家康

不过,日本毕竟是农耕国家而非典型的蛮族国家。等到战国时代结束,德川家康元和偃武,也就无法再产生悍不畏死的倭寇群体,倭患自然彻底消失了。

而俺答封贡,是明朝强化军事武备,对俺答汗大力反击的结果。俺答汗虽然也声称希望通市,但所谋求的条件原本极高,更是一度僭称皇帝――“将俺答僭称皇帝伪号,驱使被掳汉人,于大板升迤东与俺答修城一座,采打木料,于内起盖长朝殿九间”。(关于板升城兴衰,详见冷兵器研究所之前的文章《明代为何放弃漠南?不是不想守,看完板升城兴衰你就明白了》)

▲丰州板升城遗址

嘉靖二十九年(1550)的庚戌之变期间,明朝由于200年来卫所制最终废弛,九边可用的野战军下降到10万不到。而京营号称有14万人,其实仅有5万余人,其中有野战能力的不到一万。因此俺答才能以3万兵力横扫北京周遭,并从容退去。

不过,随后明朝很快开启了募兵制改革,强化九边军力。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至三十七年(1558)年,俺答之子辛爱率数万大军攻击大同右卫七个月之久,损兵折将不能攻破,终于被援军所逼退去。嘉靖三十九(1560)年,明朝派出3000精锐骑兵捣巢,烧毁板升城。

嘉靖四十(1561)年,名将马芳率一万骑兵出塞,七战七捷,击败俺答汗亲自率领的十万大军。嘉靖四十五(1566)年,马芳在马莲堡之战以万余骑兵,击败俺答之子辛爱率领的数万骑。隆庆元(1567)年马芳率军尾随追杀二百里,在长水海大破俺答汗主力。隆庆四(1570)年马芳长途奇袭,俺答差点在威宁海子被抓俘虏。

▲明朝名将马芳

固然,俺答仍能依靠蒙古骑兵的机动性通过入寇获得很大利益,但部众的大量伤亡也使得贵族们物议纷纷,他无法再打下去了。经过俺答之妻三娘子的调解,俺答对明朝封贡,不但放弃帝号称臣,将赵全等汉奸送还明朝处死,还规范了通商模式,蒙方不得以次充好,用劣马劣皮换取优质货物。

由于蒙古草原物资的匮乏,这种贸易对蒙古是很不利的,因此明朝又每年给俺答8万两银子作为抚赏。此后,每当互市时,常常出现两族民人“醉饱讴歌,婆娑忘返”的情景。史籍中对此评价道“朝廷无此后顾之忧,戎马无南牧之儆,边氓无杀戮之残,师旅无调遣之劳”。显然,互市封贡对于明朝还是非常划算的。

我们从古今中外的例子可以看到,中央集权、官僚政治的农耕帝国,面对游牧蛮族和海寇的袭击,除了适度的武力反击加上金钱安抚配合之外,也确实很难找到更好的办法。像汉武帝打残匈奴,就付出了国内户口减半的代价。而唐王朝的神将辈出,才能换取到实控漠北数十年,安史之乱后仍然要用财货安抚回鹘。因此,朴素的民族情感,并不能代替政治行为的趋利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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