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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刑、慎杀、少杀:浅谈中国古代死刑复核制度

直到今天,仍有为数不少的人认为:在中国古代,死刑制度是在重刑主义观念支持下运作的。毕竟在中国古代,死刑种类繁多,而且施刑特别残酷,例如车裂、凌迟、腰斩、俱五刑、灭族等令人惨不忍睹的酷刑,在中国施行了很长时间。

此外,能够判处死刑的罪类也非常多。《周礼・秋官司寇》“司刑”条记载,在上古周朝,初有“杀罪五百”,即死刑条款500种。而在汉武帝时期,能够判处死刑的罪类达到历史最高峰,根据《汉书・刑法志》记载:

“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相比之下,中国现代能够判处死刑的罪类不过46条,而且还在不断缩减。

因此在很多人看来,中国古代的刑罚制度比西方法律,特别是罗马法要残酷很多,所谓“中重西轻”似成定说。但是仔细研究中国法律,我们却能发现中国古代的主流刑法观是慎刑观,而慎杀理念是其首要内容,控制和尽量减少死刑的适用,是西周及汉以后历代刑制改革的主流。

早在西周初期,《尚书・大禹谟》就曾说: “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颜师古对这句话的解释是: “言人命至重,治狱宜慎,宁失不常之过,不滥无罪之人。”

在我们的祖先看来,古代先贤之所以有刑,乃是不得已而为之。“治恶之具”。刑的发生与运用具有很强的“不得已”性。正所谓:“刑者,政之末节也。先王以禁暴厘乱,不得已而用之。”

因此古代法学家一直秉承一个观点,那就是人是“天地之性最贵者也”,因此不到迫不得已,绝不可滥用死刑。毕竟人死不可复生,只有人活着,就有浪子回头、改过自新的机会。因此历朝历代,统治者对死刑的判决都十分重视,可谓慎之又慎。为了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我们的祖先率先发明了“死刑复核制度”,避免不必要的死亡。

汉代是死刑复核的萌芽期。据《汉书・刑法志》,

“狱之疑者,吏或不敢决,有罪者久而不论,无罪者久系不决。自今以来,h道官狱疑者,各谳所属两千石官,两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之。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

此时死刑的判决,仍掌握在地方官手中。但是在汉代,重大案件仍应由皇帝亲自裁决。因此从汉代开始,死刑的判决权逐渐由地方转向皇帝手中。

死刑复核的首次出现是在南北朝时期。北魏太武帝明确规定:

“当死者,部案奏闻。以死者不可复生,惧监官不能平,狱成皆旨,帝亲临问,无异词怨言,乃绝之。诸州国之大辟,皆先谳报乃施行。”

从此以后,地方的死刑判决开始统归中央也就是皇帝管辖。隋朝、唐朝脱胎于北朝历代政权,因此也继承了这样的死刑复核制度。

在北魏的基础上,隋朝继续进行了制度创新。隋炀帝规定,凡各地方的死刑判决作出后,必须三次奏报皇帝批准,待批准下达三日后方可执行。而这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复奏”制度。唐朝继隋而立,为进一步显示自己的慎杀思想,于是唐太宗确定了五复奏制度。

除此之外,唐朝还加强了死刑流程的制度建设。唐代京城之死刑案件由大理寺审理,拟判死刑的,报刑部复核后呈送皇帝核准; 地方州、县判处的死刑案件,由刑部移送大理寺复审,拟判死刑的,报刑部复核之后再呈请皇帝裁决。

对于重大死刑案件,还实行一系列会审制度: 如由大理寺卿、刑部侍郎、御史中丞会同审理或复核,最后仍须报请皇帝核准,称“三司推事”;再如特别重大死刑案件还实行“九卿议刑”制; 此外,对于高官显贵“八议”之人犯死罪,由刑部“集诸司七品以上议之”,还要“议定奏裁”,由皇帝裁决后处置,即所谓都堂集议制。

到了明清时期,中华法系的死刑复核程序已经完全成熟。形成了程序严格、规范详备的秋审与朝审,凡死罪拟判斩监候和绞监候的案件,都要经过秋审或朝审程序。

秋审每年秋季举行,源于古老的“秋冬行刑”的传统,主要审核地方各省所判的监候案件,朝审是审核刑部所判的监候案件。以三法司、九卿詹事科道、大学士等高官组成联合审判庭进行会审,处理结果最后奏请皇帝裁决。

清朝统治者对于秋审非常重视,因此有国之大典之称。秋审由皇帝主持,先由州县造册,将本省斩监候、绞监候的罪犯信息逐级上交省里,经对监候囚犯一一审录,核实案情,将犯人分为情实、缓决、可矜、留养承嗣等类,再将审录所做的册表报送臬司、督抚复核,督抚对本省的秋审案件审录完结后,将全省案件向皇帝汇题再由刑部看详核拟,其后由九卿詹事科道集议,将情实、缓决、可矜、留养承嗣各犯分拟具题,报皇帝裁决。

据《清史稿》记载,康熙皇帝就十分重视秋审,他“取罪案逐一亲阅,再三详审。其断无可恕者,始定情实”。反复强调,“人命事关重大,故召尔等共相商酌。情有可原,即开生路。此内有一线可生之机,尔等亦当陈奏。”

在康熙等皇帝看来,只要罪犯有一线生机,就应该予以宽免,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因此在秋审中,许多原本被判处死刑的罪犯,最终都得到了减刑。即使被判处了死刑,也有留一个后代的机会。

为了防止冤假错案发生,历代统治者还制定了“录囚”制度。即是指最高统治者和各级官吏定期或不定期地对下级监狱进行巡视,审录囚徒,纠正冤案,平反昭雪,决遣淹滞的制度。录囚萌芽于三代时期,一直流传到清朝。这种制度允许犯人以及家属向上级伸冤,甚至可以直接到京城向皇帝上访告御状。

早在汉代,就有上书皇帝的直诉制度,例如著名的“缇萦上书”的典故。汉文帝在幼女缇萦的上书下,最终赦免了她的父亲淳于意。

晋代正式设立了登闻鼓直诉制度,认为自己有冤屈的民众,可以通过登闻鼓诉冤。唐朝伸冤直诉制度除了登闻鼓制之外,还有邀车驾、立肺石和上表制度。上表即向皇帝呈递奏书,至武则天时又增设投匦状制度。宋代的伸冤直诉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还设有登闻鼓院和登闻检院以及理检院,专门负责直诉案件的受理与管理。明清时期对登闻鼓伸冤制度又进行了进一步的规范。

因此,古人绝非我们想象中那样目无人权、不讲法制。相反,他们或许是当时世界上最仁慈,对生命最为敬畏的一群人。对于不涉嫌谋反、恶逆等属于“十恶”范畴的案件,一般都遵循了一定的程序正义。因此,现代人在制定法律时,不仅要向外看,学习先进的西方法治理念,同时也要向内看、向后看,将目光投向自身的传统,从中国优秀文化宝库中找寻经验,让我们的法制进一步的合理化。

参考文献:

1.《汉书》

2.《唐律疏议》

3.《清史稿》

4.肖胜喜: 《略论我国古代的死刑复核制度》

5.吕丽:《中国传统的慎杀理念与死刑控制》

来源:搜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