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明军投降清军后,战斗力就变强了?明清士兵待遇相差有多大

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披澜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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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很多对明末清初历史感兴趣的网友们,可能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许多明朝军队,在面对肆虐的清军时畏敌如虎,然而一旦他们投降清朝,剃发易服,对曾经的同僚拔刀相向后,反而爆发了让人侧目的悍勇。“我变秃了,也变强了”的说法只在动漫里存在。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些明朝的军队会在投降满清后,会表现出如此强悍的战斗力呢?

▲影视剧中的吴三桂

一支军队想要拥有真正的战斗力,依靠的不仅仅是士兵本身的身体素质和武器装备的质量。这两项的好坏虽然能提高一支部队的作战实力,但在真实的战场上,决定一支部队是否能获胜的,还有其他许多因素。比如士气的高低与否就足以对军队战斗力造成巨大的影响。而这也是明末许多明军最受困扰的一个问题。

当时的驻守地方的一些明军,作战意志到底能有多低呢?辽东经略熊廷弼曾经在《严敕各镇精选援兵疏》《辽左大势去疏》 和《新兵全伍脱逃疏》中,多次向朝廷抱怨士兵们无心作战:

“朝投此营,领出安家月粮,而暮逃彼营;暮投河东,领出安家银两,而朝投河西。点册有名,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领粮有名,及闻贼犯而又去其半。此募兵之形也。”

由于缺乏对于士兵的束缚和管制,许多士兵已经习惯性地逃匿,甚至多次应募骗取饷银。这还只是战场之外的“非战斗减员”,在作战时,怯战畏战的例子就更多了。

万历四十六年清河城保卫战中,辽阳、沈阳、宽甸等地军队,面对正处于战火中的清河城畏葸不前,甚至有“中途而回”的。最后,只能坐视清河、抚顺城沦陷敌手。这样的闹剧在辽阳之战中再次出现,《明熹宗实录》记载:“辽阳之破,武臣奔溃,其以身殉者止文臣四五人耳”。

《实录》的说法虽有夸张,但此战中“三河、东胜、长静、长宁、长定、长安、长胜、黄骨岛、岫岩、青台屿等大小七十余城官民尽皆剃发归降”却是事实。

▲影视剧中的明军

当然,士兵“不堪用命”不假,但将所有的罪责都归咎于他们显然也并不合适。对于一位明朝士兵而言,他所处的环境和氛围,往往并不能激发他“舍身保国”的意识。在研究明朝后期军费支出的时候,人们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崇祯元年,崇祯曾经命户部尚书毕自严,清查除辽东镇外各边镇的军队限额和花费军饷。结果发现,从明朝建立之初到万历年间,再到崇祯朝,各镇的兵额不断降低,但军饷消耗却在逐渐攀升。

根据比例来看,崇祯时一名士兵的饷银,平均为3.3两,是万历时期的4倍有余。当然,这和辽东爆发女真之乱后,各地客兵入援,耗费颇多有关。这也是为何毕自严上书崇祯,称军费“头绪纷纷不可额数计也”的原因。

但对于普通士兵而言,有一个事实却也颇具讽刺意味。他们非但未能享受到高额粮饷,反而由于各层官吏的盘剥而日渐困窘。一些将领“生财有道”,利用粮饷发放前士兵青黄不接的间隙,放贷给士兵赚取月息。有时甚至“且指一作十,重复扣算。军兵明知而不敢抗。致有领饷数月,而实支不满数钱者”。面对这种情况,求告无门的士兵们往往只能持续背负欠债,沦为赤贫。

更为可怕的是,即使是这些经常被将领克扣、抢夺的缩水粮饷,到手的时间也并不确定。尤其是在苦寒偏远的辽东,就更是如此。辽东为大明防御女真之前沿,常年战火不断,粮食收成根本无法维系当地庞大的军事消耗。

为此,明朝不得不持续不断地从别地运输。然而即使是这样,限于不靠谱的古代交通水平,和同样令人窒息的运输规划能力,拖欠军粮的情况屡屡出现。这样的困境,直到孙承宗恢复“以辽土养辽人”政策才相对缓解一些。

除了士气、补给这类因素的影响外,明朝军队指挥系统的混乱同样也是导致战斗力衰落的原因之一。吴三桂之父吴襄曾在上报朝廷的奏本中申辩自己不听军令的原因:“臣之一身奉部则督臣参之以轻进,遵督臣而兵部加之以逗留。若以轻进被参,为是业既降级, 则逗留不进为非”。

由于令出多门,在作战时,将领们往往会陷入两难之境。其实不仅是吴襄这种高级将领,普通军士们的惶惑一点不少。崇祯八年,登莱巡抚陈应元的奏本提到,其本镇士兵共计一万一千,却有十名将官、十位中军,外加二十名千总和四十名把总。理论上,这些将官中即使是最小的把总,也有着统领四百四十人的权利,更不要说在其之上的千总、中军、将官之类的官职了。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兵少将多的状况,是因为当时朝廷习惯于以新军代替不敷使用的旧营官兵。一旦原有军队因为士气、人数等原因无法遇敌,各级官员总是更倾向于建立新的部队。而旧部队里的将官显然也不好裁撤,这就导致将官越积越多,却不堪大用。

和明朝部队种种混乱不堪的情况不同,当时的清军,在军队的管理上无疑更加有序。而这则得益于努尔哈赤所建立的八旗制度。八旗制度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女真早期的牛录制。“牛录”一词本身是满文的音译,它最早指代女真猎人中的十夫长。

这些牛录除了射术精湛外,往往还会负责部署安排其他猎人的行进。在努尔哈赤以“十三副甲”起兵时,军队尚无成熟的建制,只得以“牛录”为单位编组军队。当然,这种十人小队的小规模编制明显不可能是一种常态。

当女真军队日益壮大后,牛录的编制也逐渐扩大。到了万历二十九年,牛录已经成为管理三百人的重要军事单元了。早期的女真部队,分为黄白红蓝4色旗,旗的基本单元就是由牛录组成。

不过,此时的牛录制还相当原始,只是一种单纯的军事组织模式。对于当时的女真人而言,他们虽然通过战争扩张了自己的势力,但势力内部各部落差异极为严重,有的居住在土地相对肥沃的地区,早已适应农耕生活,而有的却依然奔走于山林水泽之间,以渔猎为求生手段。

各部落间的联系极为松散,即使依靠武力聚合,他们也只能在顺风仗时发挥作用。一旦战事不利,各部落就会立刻乱做一团散沙。

为了统合各部落各势力,努尔哈赤将原先的牛录制改编为八旗制度。八旗即“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八旗,由八位固山统领,旗下各领五甲喇,一甲喇又由五牛录组成。一牛录为三百人,也就是说,一旗有7500人。

除了满八旗外,清朝还建立了汉八旗和蒙八旗。与牛录制这种脱胎于原始聚猎的军事制度不同,八旗制已经成为一种结合行政军事于一体的制度。八旗制度下的部众,“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

由于这种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无论是固山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对于手下的控制力都无疑有所增强。根据《八旗通志初集》的记载,入关前的满蒙汉八旗,总人数大概在16万左右,远超二十余年前(即天命六年)时的7万兵丁数量。这些军队里面,除了女真本族的兵丁外,有不少都是从投降的汉族军民中获得的补充。

无论铁杆庄稼们后世的表现有多么不堪,不可否认的是,在八旗制度形成之初,它的确是一种有着相当活性和生命力的制度。许多汉族降兵,在被编入八旗中,获得了更加公平和有效率的晋升条件,就连饷银的发放,也都更加顺畅。

和汉八旗的情况类似,由归附明军组成的绿营军同样展现出了一定的新气象。虽然绿营兵承担的任务繁多,部分绿营兵甚至与宋代厢兵的性质类似,承担着河夫、差役职责,但总体来看,其待遇总归要好过一些朝不保夕的明军。

以顺治元年各省镇标马兵为例,其饷银规定为每月1.5两,虽然要扣除朋扣、赔桩、军械费等各类费用,但总体来讲,早期绿营兵饷银的发放较为规范,很少会因为将领的克扣而损失大半。理解了这点,我们也就能够明白,为何那些投降了清军的明朝军队,会一改以往畏首畏尾的作战习惯,变得勇猛起来。

但是,制度在运行的过程中,往往也会因为种种原因而变形、磨损,前面提到的八旗制度和绿营兵制同样如此。它们的设计理念和制度内核未必优于明朝所创立、优化多年的军事制度。只不过,崇祯时期的明朝早已积重难返,在面对北方的新兴政权时,这个垂垂老矣的帝国,已经无法挽回颓势了。

参考文献:

1、《论明末辽东边军的衰落》刘憬铮

2、《明亡前国家军事控制力研究》胡业成

3、《中国军事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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