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 首页 >  博客资讯

婚姻的买卖:都是钱的问题

从猎奇到吃人

近来,糖葫芦在朋友圈里瞄见了好几对有情人的情绪波动。

因为北方疫情情势的加剧,这些朋友原本就计划已久的婚礼因为安全原因,也不得不被再一次的推迟和取消。本来在去年年初就打算圆满的人生大事,一推再推,小心翼翼了整整一年;好不容易趁着过年有时间安排上了日程,谁曾想北方的形势说变就变,婚礼还能不能如期举行不说,春节回不回得去都要另算了。

看着朋友们一个个叫苦不迭,糖葫芦也是疼在心里:在海外水深火热的糖葫芦还指望着能云参加一波朋友圈婚礼;但结果是送出去了一份接一份的随礼,却一个热闹也都没凑上,只能跟着大家一起遗憾了。

但话说回来,年关将至,如果没有疫情复发的影响,糖葫芦的朋友圈里可能不仅会有朋友圈婚礼刷屏的热闹,同一时间能够出现的,也一定还会有对于被安排相亲活动的牢骚。

不想相亲怎么办,就地过年解忧愁

年轻一代对于婚姻越来越佛系,但谈婚论嫁也一直是人们绕不开的坎,太阳可以东升西落,但网上写彩礼的段子可是一天都不会断更:

除了每隔几个月就会被拿出来翻新一遍的“全国彩礼地图”,必有的还包括诸如“求亲时,小伙被xx彩礼数目吓跑”、“小伙深陷网贷,只因女方家提出xx天价彩礼”这般摄人心魄的内容。从1万到10万,再到100万,标题里的数字和狗血剧情一次又一次地搔动着你不安的心:明知看了难受,不去看又控制不住自己那颗渴望猎奇的心。

段子终归是段子,除了啐一口剧情和男女主角“狗血”以外,什么都剩不下;反倒是因为高彩礼而出圈的地方和身份,以一种污名化的存在被人们暗中记在心里。小半年前被大家在网上嗤笑过的抗压吧网友,也是精准地戳中了人们对于彩礼的一切想象:江西、女方、卖房、以及高彩礼,成功地让互联网再次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彩礼的水涨船高是真实的,但问题的解决也不是靠揶揄和调侃就能实现的。无节制地消费特殊个案,可能只会是引火上身,猎奇的人总有一天会被其他人猎奇。

毕竟婚恋市场也是市场,每个人在这个市场中既是买方也是卖方。轮到别人挨一刀就笑嘻嘻,轮到自己挨一刀就妈卖批,显然是对困难估计不足,而且缺乏同理心。当然,有些人可以做到恋爱、婚姻、生育不放在一起也能进行,但这种人大概有名又有钱,华语歌坛都得跟他姓,我们的读者朋友们里大概不会有这类人。

为了避免助纣为虐,或者不要让自己成别人故事里的小丑,我们还是得看看在彩礼围城到底啥样,起码挨一刀的时候能被宰个明白。

乡村性别比失衡

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来看,中国农村人口的有效流动,从整体上呈现出由中部和西南地区向东南沿海地区流动的总趋势,中部地区六省份安徽、河南、湖南、江西、湖北、山西省贡献了共计3823万的流出人口。在这其中,流出人口前三位的省份是安徽、河南与湖南,而一直以来因为最没有存在感而被人们记住的江西省,同年也有近578万人向外省流出。

数据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 上[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04.

当自己多少能够对自己的生活有所选择时,一部分走出去的农民自然而然地用脚投票,选择留在城市,而不是回到农村。

虽然对于个人,留在城市是一个充满未来的选择,但对于那些留守在农村的人们来说就不是件好事了。收入差距不仅拉高了个人主观上对婚配对象条件的评判基础,同时在客观影响上,作为流出地的乡村,原本当地相对平衡的婚配结构,现在也因为人口的大量流出而被打破。

注意,我们在这里用的是“相对平衡”而不是“平衡”。之所以要加上一个“相对”,也是因为原本的性别比例就是失衡的。2000年以前,我国适婚人口男女性别比例值稳定在1.05-1.06之间,但在2000年以后,适婚人口性别比出现波动上升趋势,至2011年时达到了1.10的历年最高比例。

1.10的性别比意味着每有50对人能够拍拖时,就有10个男人找不到对象。而现在找不到对象的人数又在随着地区内人口的流出而暗中增加。

此时此刻,父辈时代的计生政策又赶过来补上一刀。出于性别偏好的影响,当生育数量受到限制时,家庭就倾向于在有限的生育数量范围内实现理想的孩子的性别。

男孩偏好至今仍是大部分农村地区里占据主导地位的认知观念,但是计生政策的执行反让男孩偏好的观念得到了强化,新生人口数的限制使得农村家庭对是否能生出男孩感到焦虑。

倘若头胎是男孩,倒也能无事度过;但如果老大老二再到老三都没能遂自己的心愿,那么不仅对于一个有男孩情节的家庭来说是难过的事情,对于当地的性别比,以及未来要讨媳妇的儿子来说,也同样是一件难过的事。

本地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的加剧,使得婚配市场上男性的倍感压力。本来娶个媳妇就不容易,现在姑娘们都进城了,自己要面对的竞争对手一天比一天多,不拿出点真金白银出来,怎么从一众光棍中脱颖而出,怎么跟老丈人证明自己更加值得选择?

钱不是万能的,不过没钱是万万不能的。但作为最直接压力的彩礼钱,就是对单身青年的全部重负了吗?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

生活在关系里

婚姻市场论从经济学角度上解释了,由于适婚男女供求比例失衡,导致了女方对男方形成了挑选婚配对象的优势,进而导致了男方在婚配过程中的议价能力降低,男性群体内部竞争压力上升,最终直接推动彩礼金额增高。

这样的说法更加通俗易懂,但比起把彩礼问题从成本、竞争这种经济学角度出发,说成是一种类经济学问题,不如说是一个人与人的关系的社会学问题。

我们在之前讨论彩礼的文章里也提到过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在农村地区里,单身青年在谈婚论嫁过程中,一定会有媒人介入和斡旋婚配的全过程。

在信息并不十分通畅和发达的农村和县镇里,通常对于人际关系的认识只限于自己生活的村集体范围之内。熟人社会性质,决定了所属于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他对于人际关系的认知,不会超过他所属的生活范围之外。

一方面,他对自己生活环境里的人十分熟悉;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其他生活环境里的情况他无从得知。这样一来,当村子里大部分年轻人都跑到外面发展的时候,那些以前认识的人此时也已经脱离了这个环境;在选择婚姻对象时,自己所属的村里没有了资源可以求助,同时又没有其他可以备选的选择,讨媳妇这件事就无从谈起。

但是,在你的亲戚里总有那么几个七大舅八大姨,他们的消息灵通到你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就会认识那么多的人。媒人就是靠着婚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才得以发挥自己在介绍对象上的中介作用。

我们在介绍赣南地区高彩礼现象时,讨论了媒人在其中发挥的一系列影响作用。单个媒人凭借自己的人际关系,能够撮合婚配成功的范围和成功率有限,因此当一个范围内的媒人互通有无,共享人际关系,形成一个媒人团体时,一个庞大关系网络就覆盖了这一地区。

媒人们抱团以后,最直观的反应是婚配成功率显著上升,因为你不仅能够跟隔壁村的小花相亲,你还能跟镇子上的小芳见上一面。但是信息也是一把双刃剑,媒人间互通有无的不仅仅是人际关系,还有风土人情和婚礼规制。

不同地区有适合本地区的婚俗规制,而这种规矩是只适用于本地嫁娶的。媒人一边给一方介绍小伙姑娘,一边又把对家所承袭的婚俗规范传给了每一方。当A县66万彩礼的规格被媒人带到通行6万彩礼规格的B村时,落在迎娶A县女方家的B村男方家就会陷入选择的困境:不遵从对方的规矩就没有姑娘嫁过来;应了对方的规矩就等于打开了一个攀比的头,没人希望自己村子的姑娘在媒人跟其他人介绍的时候落了下风。

这听起来像是公募基金抱团导致龙头股上涨,散户要么乖乖跟着基金经理抱团,要么就只能守着“价值投资”孤独终老。

不论老父亲内心的斗争有多么的激烈,在媒人和每一个娶亲出嫁的家庭的共同互动下,水涨船高的彩礼就作为对于性别比例失衡、人口流出等等的结构性紧张因素的反应,应声而出。

所以说,天价彩礼的背后,其实看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要面子还是要里子?

如果说媒人是在人际关系的弱关系层面给彩礼增高煽风点火,那在相对应的人际关系里的强关系层面,就不得不说现在的依旧存在的从夫居婚姻形式所发挥的影响了。

从夫居是个人类学的词,用白话讲就是姑娘嫁到夫家,在夫家生活居住。在城市,由于工作内容和家庭性质的因素,大部分有独立经济能力的伴侣多数会选择从原生家庭分离,组建一个新的核心家庭;但是在农村,分家可能往往意味着另立门户,这不仅意味着老子和小子之间显性化的财产争夺,同时也意味着父辈即将没有了来自儿子的养老保障。

我们刚刚在说明媒人团体网络变相抬高彩礼基准的时候,举了一个66万彩礼和6万彩礼规格作对比的例子。对于开出66万规格彩礼的女方家庭而言,如果说女方父母对于这等数目的彩礼毫不眼馋,也许不太符合人之常情;现实中也确实有这类扣下男方彩礼钱挪作他用的“卖女儿”的家庭存在。

彩礼在流动的过程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这里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婚姻过程中的支付与偿付行为了。

婚姻支付就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在婚姻市场供需失衡的状况下,男方和女方的婚姻价格被供给和需求所决定,当男性多于女性时,彩礼则成为男性争夺适婚女性的重要竞争手段。

比起作为竞争手段的婚姻支付,婚姻偿付则更多表现出一种补偿,这里面的补偿也是一种双向的存在:既补偿子女,又补偿自己。

没有哪位父母愿意背上“卖女儿”的骂名。彩礼在现实的生活中,与其说是富裕了老父母,不如说是为了让子女过上更好的日子而迫使男方拿出足够的彩礼份额。女方家庭在收到彩礼后,或者是继续发挥彩礼的流动性和礼物性作用,用来填上自己儿子彩礼漏洞;或者是将彩礼作为嫁妆赠送给子女新成立的家庭,作为经济支持。

如果有这样一层行为动机存在,那么可能我们就会看到“小子倒戈站在女方一边,尽可能的从老子手中多要彩礼”的新奇事。这样的彩礼已经远远超出了社会象征的范畴,与其说是求亲的敲门砖,不如说是小子剥削老子的新手段,虽然老公爹们大多掏钱掏得也是心甘情愿。

说到底,彩礼就是因为婚配关系紧张而出现,本质上是对一种结构性紧张的无奈反馈。

作为在现阶段人口性别比失衡不见好转迹象、现代社会人际关系有限,同时又包含着社会地位和代际间权力斗争因素的一种文化现象,面对高彩礼我们可能也没什么特别的解决办法。

如果你有钞能力,那么你可以选择和彩礼制度妥协,花钱消灾;

如果你手段够硬,那么你可以从父母牙缝里多抠点彩礼钱出来;

前两个看着都不太可行,不是要掏空两个钱包,就是要掏空四个钱包。但经济学的路走不通,还可以走社会学的路。

从现在起学会梳妆打扮,学会能言会道,讨人开心,不断充实自身内涵,然后争取一举拿下老丈人和老丈母娘的好感。搞好人际关系才是最便利的捷径。

但一切的前提是,首先你要有个对象。

参考文献:

张川川, 陶美娟. 性别比失衡, 婚姻支付与代际支持[J]. 经济科学, 2020, 2.

贾志科, 沙迪, 风笑天. 性别失衡背景下当代青年婚姻支付问题研究[J]. 青年探索, 2018, 1.

刘华, 杨丽霞, 朱晶, 等. 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研究――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J]. 人口学刊, 2014, 36(4): 5-15.

杨雪, 龚凯林. 中部地区省际人口流出对流出地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J]. 人口学刊, 2017, 5.

高更和, 罗庆, 樊新生, 等. 中国农村人口省际流动研究――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J]. 地理科学, 2015, 35(12): 1511-1517.

张耀军, 岑俏. 中国人口空间流动格局与省际流动影响因素研究[J]. 人口研究, 2014, 38(5): 54-71.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 上[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04.

本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