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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名将袁也烈:南昌起义俘虏朱德,周总理亲自解围,成开国少将

“当年南昌起义的时候,他可是下过我的枪!”

在1959年9月30日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的酒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人大委员长朱德指着人群中一名海军少将,笑着对周边的人介绍说。

这时和朱老总站在一起的周恩来总理上来解围

“老总,不打不成交嘛!”

“我一直记得我有过这样一个好营长哩!”

朱老总笑道。

这位被朱老总专门点名开玩笑的海军少将是时任解放军海军副参谋长袁也烈。

南昌起义时,他是叶挺指挥的国民革命军11军24师2团3营的营长。

在南昌起义当天,他确实下了起义副总指挥朱德的枪,还把朱老总扣了下来,幸亏起义总指挥周恩来赶来解围,双方才没闹出更大的误会。

▲穿着海军制服的袁也烈少将

袁也烈是湖南人。

1921年8月,他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学校里他聆听过毛泽东同志的演讲,同时也阅读了许多进步书籍,这些先进的革命思想和理念为他此后投身革命奠定了基础。

1924年,他和许多有志青年一样,来到革命气氛最为浓厚的广州。

在那里袁也烈得以有机会更进一步、更深入地学习革命理论,同时也开始意识到,工农群众必须要掌握武装力量才有可能推翻反动军阀统治,建立革命政权。

袁也烈抱着救国为民的思想,在当年7月投考了广州的一所桂系军阀开设的学校。

在军校期间,他积极地宣传革命思想,并且很快联络了一大批有共同志向的军校学员。

1925年初,广东革命政府出兵东征,讨伐盘踞在东江地区的反动军阀陈炯明,但滇军杨希闵部和桂军刘震寰部竟暗中私通陈炯明,他们按兵不动,企图坐视东征失败。

1925年2月,袁也烈参与了策动军校学员的起义,反对滇、桂军阀对革命的叛卖行为。

在广州的滇、桂军由于遭到广东人民的强烈反对,而且见粤军在前线连克东莞、淡水,大败陈炯明部,并且很快回师广州,最终未敢发动叛乱。

第一次东征虽然给了陈炯明以沉重打击,但因为滇、桂系军阀的掣肘,未能获得全胜。

▲广东革命政府通过两次东征彻底地打垮了军阀陈炯明部,完成了广东的统一,为接下来的北伐奠定了基础

孙中山先生由此痛感军阀们的不可靠,他决心要建立革命的武装以替代反复无常的军阀武装。

1925年6月,已经加入共产党外围组织的袁也烈联络了军校同学200多人,集体投考刚创建不久的黄埔军校,并被集体编入军校第二期。

同年7月,袁也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还参加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组织和领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被选为常任代表。

1925年11月,袁也烈在军校毕业后,即被选送到由叶挺担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担任6连连长,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1926年,国民政府挥师北伐。

叶挺的独立团作为第4军的先头部队,始终冲杀在第一线。

袁也烈在突击贺胜桥的战斗中,冲锋在前,在部队伤亡很大的情况下,仍然一步不退,坚持战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鼓舞了部队的士气和斗志,最终拿下了敌军重兵防守的阵地,为彻底歼灭军阀吴佩孚的主力立下大功。

战后他被提拔为副营长,后来又被任命为营长。

▲1926年10月,北伐军进入武汉,大革命进入了最高潮

中国革命的节节胜利引起了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恐惧,他们联起手来,企图扼杀中国革命。

1927年7月15日,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也步其后尘。

他叛变了革命,并且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喊出了“宁可错杀一千,绝不错放一人”的口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这么失败了。

为了对反革命势力展开反击,中国共产党决心发起武装斗争。

7月中旬,也就是在“七一五”之后没几天,中共中央就决定以集结在江西九江和南昌一带贺龙的第20军、叶挺的第11军第24师和朱德领导的第3军军官教育团作为主力,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随着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叛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大革命很快就失败了

起义地点选在南昌是经过中央精心挑选的,因为当时被共产党掌握的几支部队都集中在九江附近,这里距离南昌大约只有130公里。

同时,南昌的敌军只有6个战斗力不太强的团,兵力不到1万人,而且指挥上分别隶属于朱培德部和张发奎部,指望他们相互配合作战是不可能的。

而我军的兵力大约有2万人,起义成功地把握极大。

1927年7月28日,起义总指挥部在江西大旅社里秘密成立。

为了掩人耳目,起义总指挥贺龙利用部队的名义将这个旅社包了下来,包括贺龙、叶挺和刘伯承在内的起义指挥部成员都在旅社里办公。

▲兵到用时方恨少,由于之前忽视了抓枪杆子,直到要举行武装起义了,中共中央才发现自己手里能掌握的部队少得可怜

到7月30日,参加起义的部队都已经陆续抵达南昌,当天下午,袁也烈参加了24师的营以上干部会议。

会上,军长叶挺陈述了当前的严峻形势,反革命力量正企图将革命力量完全扼杀,并且分析了下一步的情况,传达了党中央的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反革命的第一枪。

会议上,还根据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的命令和贺龙总指挥的战斗部署,给各部队都分配了任务,袁也烈的24师72团3营的任务是夺取和控制南昌东门。

南昌城内的气氛高度紧张。

敌军虽然不知道会发生起义,但因为突然来了许多陌生的部队,下意识到感觉到情况可能不妙,因此加强了戒备。

而且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与敌军驻扎在一起,隔断了敌人各部队之间的联系,这使得部分敌人更加紧张,双方剑拔弩张,情况一触即发。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

起义部队20军教导团2000多人驻扎在大校场,在他们的隔壁就驻扎着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朱培德的主力部队第79团。

为了迷惑和麻痹敌人,我军各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纷纷采取了各种措施主动“缓和”气氛,如时任20军教导团团长的侯镜如和参谋长周邦采就主动地拜访了79团团长肖曰文,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朱培德部对我军的疑心。

无独有偶,24师71团8连指导员肖克也在起义前一天,也就是31日吃过晚饭后,以逛街的名义,和几个指挥员在临近的敌军驻地四处转了几圈,并且故作轻松地和敌军人员和哨兵打招呼。

他们放松的神态和表情让剑拔弩张的敌军也开始感觉自己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肖克他们利用敌人的麻痹,把敌军的部署和火力配置基本摸了个八九不离十。

袁也烈则带领部队离开到了南昌东门附近的一处营地,此处是敌军滇军的1个团部和1个营部。

他指挥部队来到敌军的团部的门口,然后打着要露营的借口向敌团部借用其营房前的空地。

为了迷惑敌人,袁也烈使出以前军阀部队的常用手段,带了礼物去敌人的团部拜访,在场的军官人人有份。

“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收了好处的敌军不好意思回绝袁也烈提出的邀请,一个“热心”的敌参谋甚至给了袁也烈可进出其营地的口令。

回到部队后,按照起义指挥部事先规定的时间,在7月31日晚上,袁也烈才秘密地将起义的决定和时间通知给了3个连长。

随后命令他们立即到连里去通知战士准备战斗。

▲作为南昌起义副总指挥的朱德利用自己之前是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的身份,将城内的反动军官都请到酒店里大宴宾客,使敌人失去了统一指挥

就这样,袁也烈顺利地把部队带入了敌军的营房,就驻扎在敌人营房外不到100米的地方。

随后袁也烈通过和敌方人员的对话,了解到这里的敌人有7个连和1个机枪连,比师部原先估计的兵力要多2倍以上!

而自己手里只有1个营,完成预定作战任务可能有难度,怎么办?

要不要向上级要求增援?

袁也烈又带人以“拜访故人”的名义进入敌人的营房,对敌人的部署进行了实地的侦察。

他四处走动,到处套交情,很快把对方的底细查了个一清二楚,他感觉到敌人的戒备没有想象的那么严密,因此虽然敌人在兵力和火力上都占优势,但袁也烈有信心以较小的代价将敌人歼灭,完成起义指挥部交付的任务。

袁也烈手下的3个连长也没有闲着,他们也以选择岗哨的位置、寻找水源和公共厕所等借口,在敌人的驻地附近察看地形,有的胆大的甚至还到滇军的营房里借“串门”之机进行侦察。

当然滇军不傻,也借着要接待“友军”的名义,来到3营的营地查看情况,企图查探袁也烈带领的部队的虚实。

恰好袁也烈为了准备当晚的起义,安排部队休息。

于是滇军官兵看到的就是一排排士兵席地而卧,头枕着背包,枪支都整齐地架在一旁,各种辎重和物资也都堆放在一起。

除了个别哨兵在警戒外,完全就是一支经过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部队在休息。

滇军官兵自认为摸到了这支部队的“底”,遂放下心来,纷纷散去各行其是。

而3营的部队在得到充分休息后,在晚饭后就全部都打好了绑腿,穿上武装带,刺刀出鞘,子弹上膛,并且在左臂上绑上一条作为夜间战斗识别敌我的白毛巾。

就在部队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的时候,起义总指挥部又让朱德以请客的名义,将敌军的主要指挥官都请到城西的佳宾楼,他要大宴宾客。

1927年8月1日凌晨,随着起义信号发出,南昌城里我军部队全线向敌军发起了猛烈攻击,全城枪炮声、爆炸声和喊杀声大作。

袁也烈也对部队发出了攻击命令,3营向近在咫尺的敌军发起了攻击,全副武装的部队很快在火力掩护下突入敌军的营房,将猝不及防的敌军打的落花流水。

还在睡梦中的敌军大部分被俘,剩下少数人占据了部分营房负隅顽抗,袁也烈指挥部队经过激战,将敌军全部歼灭,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南昌起义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很快就取得了胜利

在控制南昌东门后,袁也烈立即命令部队设置路障,防止城内的敌人外逃,也防止城外的敌人可能的增援。

就在这时,突然一名骑着高头大马,手臂没有佩戴代表起义的白毛巾的国民党军官向着东门的方向而来。

“看样子是个大官!”

袁也烈心中暗喜,他一面命令部队准备开火拦截,一面朝那个人挥手并厉声喝道:

“站住!干什么的?”

那人见状赶忙下马,牵着马向3营的阵地走来,袁也烈马上指挥战士冲了上去,不容分说就缴了那个人的枪,然后命人把这个“大官”押到起义的指挥部。

可不一会儿,押送人员就急忙跑了回来,告诉袁也烈说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告诉他,刚才抓的“大官”是朱德,他以请客之名将大部分敌军指挥官请去喝酒,造成了敌人各部队丧失了统一指挥。

在将这些军官扣留后,朱德打算独自返回总指挥部的时候,却不料在路上被袁也烈“截胡”,被缴了枪。

听说是抓了朱德,袁也烈感到异常尴尬,连忙到总指挥部去向朱德和周恩来道歉。

在指挥部里,朱德夸奖袁也烈:

“小同志,你警惕性很高啊!”

周恩来也夸袁也烈是部队的楷模,于是三人相视而笑。

▲这是朱老总在南昌起义中使用的毛瑟手枪,袁也烈下的枪大概就是这支

袁也烈将军还有另外一桩事迹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在抗日战争中,他曾经主导过一次罕见的敌后战场双方战俘交换的行动,以一名被俘的日军飞行员,换回了我军的50多名干部和一批军火。

▲袁也烈(后排戴眼镜者)与渤海军区指挥员合影

1944年1月7日,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陆军航空兵第1飞行师团108联队的飞行员山田井马中尉,在驾驶1架97-2型“中岛”式战斗机准备从济南飞往青岛。

飞机在起飞后不久,由于机械故障导致高度不断下降,在上午8时许,飞机已经无法保持安全飞行高度。

山田井马在采取各种补救措施仍然无效后,不得不驾机迫降在山东省昌邑县东利渔村附近的一条干涸的河床上。

由于这里是渤海抗日根据地的游击区,当地群众在发现日机迫降后,就立即向村干部报告情况,村长急忙找来村里的民兵连长,组织人员前往迫降的地点查看情况。

当民兵来到河床附近时,看见穿着黄色飞行服的山田井马正狼狈地打开飞机座舱盖往外爬,我民兵立即围了上去,打算将其活捉。

不料山田井马虽然摔得七荤八素,但是神智仍然很清醒,他眼见周围一圈人围了上来,见势不妙,立即向北拼命逃跑。

▲停放在机场的日军97-2中岛式战斗机

为了防备山田井马身上带有武器可能伤人,民兵们和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只是形成一个包围圈慢慢地围拢上去。

所幸山田井马身上并未携带枪支等武器,在连续被追击数小时后,他被彻底累垮了,瘫倒在地,被我民兵一举俘虏

随后,渤海军区第5军分区司令部派出军分区独立团2营5连,命令他们赶到村里将俘虏押回分区司令部。

军区的敌工部门立即对山田井马进行了审讯。

山田井马交待了自己的身份,并且供认他本来已经获准回日本探亲,本欲在回国前驾机沿着胶济铁路飞到青岛和朋友告别的,没想到乐极生悲,飞机发生了机械故障迫降,结果被俘了。

▲被我八路军俘虏的山田井马

山田井马“失踪”后,山东日军非常焦急。

在他未能按时抵达青岛后,就立即派出飞机沿着胶济铁路两侧进行搜索,由于我根据地军民将飞机进行了严密伪装,日军飞机未能发现迫降的战斗机。

日军随即扩大了搜索范围,1月10日,更是出动了潍县的800多日伪军,在4架飞机的配合下,对昌邑北部地区进行了大规模搜查,力图找回迫降的飞机和失踪的飞行员,但一无所获。

此时日军估计到山田井马很可能已经落入我军之手,因此改变了策略,派出飞机在我根据地上空投放传单,声称“只要放回飞行员,愿以军火与我军交换,我军也可另提条件,日军方面可以考虑,云云”。

▲日本陆军航空队的飞机在掩护其地面部队

时任渤海军区参谋长的袁也烈感觉到,日本人这次肯下这么大的本钱救回一名飞行员,这其中必然不简单。

要知道当年由于受所谓“武士道”精神的毒害,日军官兵都视被俘为天大的耻辱,一旦有人被俘,那基本上就等于被视为是“死人”,甚至有受伤的被俘日军官兵被我军放回后,被上司勒令其自杀“殉国”的。

而这次日军居然公然要我军提条件,只求救回山田井马。

这个人肯定有不寻常的背景。

于是袁也烈请来了渤海军区“日本反战同盟支部”的同志,这些前日军官兵以自己被八路军俘虏后,是如何从一心求死转变为坚决反战的亲身经历,对山田井马进行了教育。

这些人的说法逐步改变了山田井马的思想。

另外他在被俘期间,也感受到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

当山田井马在渤海军区食堂与我军的干部战士一起用餐时,看见自己作为俘虏,却有馒头、米饭和一菜一汤,而我军指战员都只有高粱窝头,他感到好奇,就硬要了一个,却发现又硬又涩,难以下咽。

这件事对他的震撼极大,他此后逐步消除了对我军的恐惧心理,并且承认他的父亲是关东军的高级军官,所以日军才拼命地要将其找回。

▲日军地勤人员在为飞机装炸弹

袁也烈得知此情况后大喜,他一面向军区领导做了汇报,一面利用敌工部向敌人透露山田井马没死的消息,以观察日军的反应。

果然,驻利津的日军在获悉山田井马还活着的消息后,很快就派出专人进根据地要求与我军“谈判”。

在见到我方代表后,日军代表宣称可以用10挺机枪和10万发子弹换回山田井马,如果我军觉得“价钱”不够,还可以“还价”,他们可以回去和上司报告。

袁也烈与军区司令员杨国夫讨论了释放山田井马的条件,认为敌人现在要回这个飞行员的心态极为迫切,他提出应该拒绝敌人用军火交换俘虏的条件,而要用这个飞行员交换在之前的战斗中被日军俘虏的30多名干部。

这些干部都是在战斗中表现出色,在敌人的监狱里宁死不屈的硬骨头,是部队宝贵的财富。

杨国夫当即表示同意,并指示要利用日军急于救人的心理,迫使日军必须用我方人员交换。

▲八路军指挥员在观察敌情

在随后的谈判中,我方提交了一份包括原清河行署公安局长李震和临淄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李铁锋在内10多人的名单,作为第一批名单。

双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谈判后,日军急于救人,最终答应了我方提出的“换人”的条件,分2批释放我方的被俘人员。

1944年2月24日上午,在山东省利津县的黄河东岸的东张村外(今属垦利县),我渤海军区部队和日军部队各派出了代表,在现场,举行了交换被俘人员的仪式。

根据协议,日军先释放了包括李震在内的10多人,我方也遵照协议释放了山田井马。

随后日军按照协议立即释放了第二批我方被俘人员30多人,双方顺利地完成了交换战俘,随后各自撤走。

这是敌后抗战史上极为罕见的战俘交换,也是袁也烈将军一生中无数传奇经历较为特殊的一次。

▲被八路军俘虏的日军士兵

李震和李铁锋同志被释放后不久,当时的山东省战时工作行政委员会就对他们两人进行了通令嘉奖。

嘉奖令中高度赞扬了李震和李铁锋同志在对敌斗争中的英勇顽强、在狱中保持革命气节的高尚品质和情操。

这2位同志在经过短时间休养后,就立即重新投入了紧张的对敌斗争中去。

李铁锋同志在出狱后就带领地方武装连续打掉了10多个日伪军据点,并粉碎了敌人的报复性“扫荡”。

而李震同志则亲自带领锄奸队员深入到敌人据点内部,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给敌人以极为沉重的打击,也极大地震慑了那些数典忘宗、卖国求荣的铁杆汉奸。

1955年,袁也烈授少将军衔。

后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9年9月30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的酒会上,袁也烈没想到,朱老总旧事重提,又把北伐时期他被袁也烈“俘虏”的事情给翻了出来。

而恰好周恩来总理也在场,于是三人再次大笑起来,并且为当年的这场“误会”干了一杯。

参考资料

《八路军115师和山东军区战史》

《山东抗日根据地史》

《回忆八一南昌起义》

《湖南党史通讯---回忆袁也烈同志》

作者/周洪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