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法国陷落，盟军从敦刻尔克撤退后，英国遭受了德国空军的空袭，英国上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前线。当双方的空军为争夺优势而进行决斗时，平民不得不忍受几乎每天，或者更确切地说，每夜，德国人试图迫使英国人投降的轰炸行动。伦敦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不过各行各业的人们很快发现了，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冷静，和坚持下去的决心（那些著名的宣传海报，实际上从未见过天日）。

这篇文章将为大家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观察闪电战期间人们的日常生活。其中包括在伦敦经历过闪电战的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废墟中长大的孩子；被派去记录当地事件的美国记者，甚至还有一些德国人的观点。这些第一手资料，为大家提供了对闪电战现实的真实看法。

乔治·奥威尔：“正如我所写的，高度文明的人类正飞过头顶，试图杀了我。”

乔治·奥威尔（本名埃里克·亚瑟·布莱尔）是一位以经典名著《动物庄园》和《1984》而闻名的作家，他近距离目睹了闪电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住在伦敦。他在1941年发表的文章《英格兰，你们的英格兰》（England Your England）考察了英国——尤其是英国人的身份认同，以及它在面临法西斯主义生存威胁时的韧性。

这篇文章开篇就对写作的环境，进行了冷静的反思：

他们对我个人没有任何敌意，我对他们也没有任何敌意。正如俗话所说，他们“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毫无疑问，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善良守法的人，他们在私生活中从未想过要杀人。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中的一个能成功地用一个合适的炸弹，把我炸成碎片，那么他永远不会因此而睡不着。他在为他的国家服务，国家有能力免除他的罪恶。

肯·朗：“一些幸运的孩子被送到了加拿大和美国，但他们肯定不是来自东伦敦，因为我们这群人被认为太低级。”

在战争初期，总共有350万名英国儿童从英国的城市，被疏散到农村和其他地方。撤离者肯·朗回忆说，一些孩子太小，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认为自己受到了惩罚。虽然那些有经济能力的人可以离开英国，但大多数城市儿童被送到农村的寄宿家庭。虽然一些人喜欢新的环境和新鲜的空气，而另一些人则显得痛苦不堪，渴望回家。在战争开始前异常平静的几个月里，预期中的轰炸并没有发生，因此许多人不顾政府的建议，回到了自己的城市。

另一波疏散行动，在闪电战正式开始后发生，但这是自愿的，许多儿童留在家里。这里没有太多的奢侈品，但孩子们找到了在逆境中冒险的方法，正如朗回忆的那样：

我们没有糖果，没有巧克力，没有玩具，没有漫画书，没有香蕉，没有橙子。当然，报纸和广播的主要报道也都是战争新闻，我们男孩子都是识别各种飞机的专家，我甚至比我叔叔更擅长识别飞机，虽然他是一个高射炮士兵。

在考文垂，另一个在战争中长大的孩子记得，他在避难所里度过了许多漫漫长夜，并也试图辨认天空中的飞机：

在那个充满泥土气息的环境中，喝着热茶或牛奶，听着头顶上飞机的轰鸣，这真的很令人兴奋。当他们飞近时，我们会玩一个猜谜游戏，看谁能认出是朋友或敌人。

厄尼·派尔：“除了可怕的风景，生活似乎完全正常。”

厄尼·派尔（Ernie Pyle）是一名美国记者，以其通俗易懂的写作风格和挖掘人情味故事的特点而闻名。1940年12月，他在闪电战期间抵达伦敦，开始了不列颠群岛之旅。他的四个月的逗留记录，将被出版为《厄尼·派尔在英格兰》一书。

他立即被英国人在破坏中，仍能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所震撼；尽管每晚都有大屠杀，但公众还是想方设法继续生活。他们对最初轰炸的恐惧很快就消退了。不过在新闻短片中观看破坏场面，和近距离观看是两种不同的感觉：

唯一不同的是，现在它是真实的，让你感到一种厌恶，一种轻微的下沉感，因为你知道一颗炸弹的可怕威力。你也能感受到它对你个人的影响。

厄尼·派尔：“苍天在上，我要如何在停电中，找到点什么东西呢？”

对厄尼·派尔来说，在伦敦四处行动尤其困难，因为他对这座城市的不熟悉，被经常发生的停电所加剧。从战争开始到战争结束，英国的城市都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这使得德国的轰炸机很难击中它们。在战争爆发之前，人们制作了特殊的遮光窗帘，以便在夜间覆盖城镇。甚至当地人一开始也很难四处行动。一位伦敦人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出门的头一分钟，你完全是迷惘的，然后你就得伸出手，绷紧神经，向前摸索。

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项政策，因为缺乏能见度是非常危险的。道路交通伤亡人数激增，仅1940年就发生了9169起致命事故。国王的外科医生在1939年的《英国医学杂志》上写道：

通过对全国实行管制，德国空军一个月就可以杀死600名英国公民，而不需要乘坐飞机。

厄尼·派尔：“这些事情一起构成了我所知道的最可恨、最美丽的单一场景。”

头顶上时时刻刻都有炸弹袭击的危险，这给那些经受了袭击的人带来了复杂的感觉。对夜间发生的大屠杀，人们立刻感到极度的恐惧、无助。厄尼·派尔生动地描述了他在近距离观察这一切时，感受到的奇怪的万花筒般的情感：

我将永远记得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在假日的夜晚，伦敦的那一幕幕可怕的景象--伦敦被大火袭击，被爆炸声震撼，泰晤士河沿岸的黑暗地区，闪烁着炸弹的光芒。还有爆裂的炮弹、气球、信号弹和发动机的摩擦声。而在你自己身上，你的灵魂里还会有兴奋、期待和惊奇，这一切都可能发生。

人们通常只能希望下一颗炸弹不会落在他们身上。高射炮给了我们一些安慰，但与看到一架德国飞机被击落相比，这是微不足道的，正如乔治·奥威尔在1940年9月15日的日记中所记录的那样：

今天早上，我第一次看到一架飞机被击落。它慢慢地从云层中落下，鼻子朝前，就像一只被击中的鹬。观众欢呼雀跃，不时有人问：“你确定是德国人吗？”飞机上的标志很令人困惑，飞机的种类如此之多，甚至没有人知道哪些是德国飞机，哪些是我们自己的。我唯一知道的是，如果一架轰炸机出现在伦敦上空，那它一定是德国人，而一架战斗机更有可能是我们的。

虽然大多数人在避难所或家中经历了轰炸，但有些人不幸地在不那么舒适的环境中被轰炸。伯明翰一家军工厂的工人弗兰克·希利（Frank Hiley），描述了他在工作时遭遇空袭的可怕场景。他的工厂遭受了直接打击：

接着是一声沉闷的撞击声，明亮的灯光在黑暗中亮了一下，然后是隆隆声，仿佛整个建筑被一双巨大的钳子压碎了。我一直说永远不会发生的事发生了。一颗炸弹击中了外墙，整栋楼就像一副纸牌一样倒塌了。数百吨的机械向我们袭来。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我几乎不知道，因为我一定是脑袋挨了一击，昏了过去。我昏迷了多久，我不知道，但也许不会太久，因为我回过头来，发现我的两个同伴在我身边被压死了。

希利只受了轻伤，但其他许多人就没这么幸运了。在闪电战的7个月里，超过4万名英国人丧生，其中一半以上来自伦敦。

一名伦敦警察：“想象一下，轰炸一个像我们这样安静、温馨的郊区。这会有什么军事优势。”

在参观伦敦一些直接被炸弹袭击的地区时，派尔与一名质疑轰炸郊区目的的警察，进行了交谈。当派尔提出，德国人可能是想通过空袭来击垮英国人的精神时，这位警察认为这“适得其反”。

这并不是说轰炸行动没有引起巨大的恐惧，特别是在最初的几个星期。派尔与一位典狱长谈过，他因为在第一个晚上表现出的恐惧而被摘掉了自己的徽章。一位理发师也告诉派尔：

一个在第一次经历时不受惊吓的人，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他只是一只没有神经的动物。

不过恐惧很快让位于坚持到底的决心。在英国首都呆了几天后，这位美国记者认为这座城市正在经受住风暴的考验。人民很快适应了新的现实：

到目前为止，对伦敦的突击行动是失败的。伦敦不会被击倒，就像一个打碎手指的人不会死一样。

派尔并不是唯一一个被英国使命感所吸引的外国人。德国陆军元帅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Gerd von Rundstedt）反思了英国在战后的决心，遗憾地得出结论：德国人应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吸取教训：

一战后我们就应该更清楚了。法国在1917年濒临崩溃；英格兰人，即使在1918年的进攻之后，也没有。

和英国人一样，德国平民也并没有被蓄意袭击平民的行动所吓倒。英国皇家空军（RAF）和德国空军（lufftwaffe）实施的恐怖轰炸，与预期效果相反，只会坚定受害者的决心。战后英国和美国对战略轰炸的调查最终得出结论，战略轰炸并没有像人们希望的那样，成为战争结果的决定性因素。

乔治·奥威尔：“今天凌晨3点左右的空袭警报。起床，看了看时间，然后觉得什么都做不了，很快就又睡着了。”

在1940年8月23日的日记中，奥威尔对平民夜间轰炸的反应越来越冷淡。虽然很多人每晚都挤进避难所，但其他人更喜欢自己的床。经过数周的轰炸，伦敦人开始把不断响起的警报声看作是一种滋扰而不是帮助：

目前，当德国飞机只在一个地区行动时，警报声却会响彻整个地区，这不仅意味着人们被不必要地吵醒，或被带离工作岗位，而且还传播了一种印象，即防空警报总是假的。

到了29日，奥威尔的耐心逐渐耗尽：

很明显，这些夜袭主要是为了制造麻烦，只要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一听到警报声，每个人都必须潜入防空洞，那么希特勒只需要每次派他的飞机过来飞一下，就可以无限期地耽误工作，抢走人们的睡眠。

到了11月，战争的声音已经成为作者生活的另一部分：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应该活到对枪炮声都淡然了，但我已经这样了。

乔治·奥威尔：“噪音很大，几乎连续不断，但我不介意，感觉它站在我这边。”

在1940年9月12日的日记中，奥威尔提到了高射炮的喧闹声，所带来的一种奇怪的舒适感。虽然这些炮一开始并不是特别精确，但它们至少可以迫使德国飞机飞得更高，因此投弹就不那么精确。而德国空军缺乏能在更高高度有效作战的重型轰炸机。

肯·朗（Ken Long）是一个住在伦敦的孩子，他也提到，至少他知道防御武器是如何提高人们的情绪的：

高射炮很少在晚上能击中任何东西，但它们是一个伟大的士气助推器。当我们听到他们开火的声音时，我们觉得我们至少是在回击他们，声音巨大，到处都是火药的味道，还有灰尘和烟雾。

厄尼·派尔（Ernie Pyle）的报道中也出现了枪炮“还击”的感觉。人们对他们邻居的枪支有一种奇怪的占有欲，并且对任何将枪支转移到别处的企图，都感到不满。枪炮的弹片对下面的平民构成了危险，但人们对被掉落的碎片伤到的人几乎没有同情：

如果一名士兵因为没有戴头盔而被弹片击中，那么就会被认为是自残。

厄尼·派尔：“他们看到他们的建筑在烟雾中燃烧，他们的储蓄被炸成碎片，不过显然他们不在乎——只要‘我们最终把那家伙干掉’。”

“那个家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厄尼·派尔注意到英国公众和媒体，倾向于间接地称希特勒为“他”。特别是在1940年最黑暗的时刻，人们一直怀疑“他”在搞什么阴谋。

德国飞机造成的破坏，似乎是随机的。人们可能会穿过一个完全没有受到破坏的社区，转过街角，就会看到一片瓦砾。对危险的漠视，延伸到对物质损失的接受。尽管伦敦通常与闪电战联系在一起，但其他几个英国城市也遭到了袭击，比如利物浦（如图）。即使是苏格兰北部的小镇，也受到了德国的轰炸。

当涉及到故意针对平民人口中心时，英国人更愿意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报复。轰炸机司令部司令阿瑟·哈里斯，在1942年的一次电视讲话中，做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承诺：

纳粹加入这场战争时，抱着一种幼稚的幻想，认为他们会轰炸其他所有人，而没有人会轰炸他们。在鹿特丹、伦敦、华沙和其他50个地方，他们把他们相当天真的理论付诸实践。他们散播谣言，现在是时候要改变了。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思考过，人们对轰炸的看法，与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有多大的不同。他同样准确地意识到，德国人将会像他们曾经那样，安然度过这一轰炸行动。他在1940年8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

很容易看出，远在美国的人们是如何相信伦敦在燃烧，英国在挨饿，等等，等等。与此同时，所有这些都引发了一种假设，即我们对西德的突袭所造成的损害，远没有报道得那么严重。

德里克·道斯：“我不记得吃过香蕉……直到战争结束才吃到。”

战争的继续发展，和德国的u型潜艇出战，意味着一些日常必需品开始不容易为普通公众所获得。因而配给制度对英国平民的影响是强烈的。正如乔治·奥威尔所写：

洋葱的短缺，使得每个人都对洋葱的气味非常敏感。把四分之一的洋葱切碎放进炖菜里，味道似乎已经非常浓。E.（艾琳·布莱尔，奥威尔的妻子）前几天我一吻她，她就知道我6个小时前吃了洋葱。

1940年初，定量配给开始正式实施，而非必需品通常会被取消，而公众则被鼓励在“胜利花园”种植蔬菜，这是一种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恢复的做法。

孩子们自然会体验到没有巧克力和糖果的生活，尽管总有办法得到更多。德里克·道斯回忆说：

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有些东西就是买不到。比如，我记得直到战后才吃过香蕉，也不记得吃过橙子。相反，他们给我们的是橙汁和鱼肝油药片，并告诉我们这些东西可以代替新鲜水果。所有的糖果和巧克力都按定量供应。你的配给券将允许你每周吃几盎司，而且你还会用甜食券进行交换，提供跑腿的服务。

厄尼·派尔：“庸俗的亲密是一种生活方式”

虽然一些人更喜欢舒适的床，但其他人为了安全，还是每晚都会挤进地下避难所。不同的收容所，体验就有很大的不同。有些地方比拥挤的地铁站大不了多少。厄尼·派尔看到那些老人在极其不舒服的地下，度过他们的暮年时，深受震撼。唯一可用的厕所只是一个桶，既不能提供隐私，也不能躲避气味。

其他的避难所则更普通一些。有些人“货比三家”，为了找到更合适的，不惜长途跋涉，在“别人的”庇护所过夜。他们带着自己的床上用品，志愿者们则带着安慰，创建了地下社区中心。而士兵们有时会冒险到这里进行不那么“健康”的活动。伦敦警察厅的一名警员多萝西·韦斯特（Dorothy West）记得：

如果我们看到一对夫妇在地板上盖着毯子，做着“嘿嘿嘿”的运动，我们就会把他们赶出去。我们不能让这种事在这里发生，对吧？

不过注意到他所看到的许多收容所的拥挤条件，派尔也意识到一场病毒的爆发，也将是毁灭性的灾难：

伦敦的瘟疫可能会给希特勒一个他一直在等待的机会。

地铁站广告：“做个男人！”

一些伦敦人认为，躲在庇护所里是懦弱的表现，因此他们对“地铁卡斯伯特”（tube Cuthberts）特别鄙视——那些懒惰的年轻人，每晚躲在地铁站里，不愿伸出援手。奥威尔记录了他劝说卡斯伯特一家，为其他人腾出位置的努力：

关于地铁站里的广告，“做一个男人”等等。D.（身份不明的同事）说，在伦敦流传的笑话是，用英语印刷这些告示是个错误。

在危机时刻，旧的偏见总是会浮出水面，闪电战也不例外。大量的外国难民，尤其是犹太人，并不总是能得到当地人的大量同情：

他们把英格兰当作避难所，却不由地对它怀有最深刻的蔑视。你可以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出这一点，即使他们没有直接说出来。事实是，岛国观和大陆观是完全不相容的。

温斯顿·丘吉尔：“你可以随身带一个”

温斯顿-丘吉尔打算提出的口号，是在德国国防军即将登陆英国海岸时拟定的。德国的计划代号为“海狮行动”，但在没有首先打败英国皇家空军的情况下，德国最高指挥部不会执行该计划。最终，它也从未被执行过。

如果德国人入侵，对英国人来说也不是没有可能。除了储备的天然气（双方都不敢将其用于对方，以防报复），立即反击的详细计划也已经就位。丘吉尔写道，那些最了解德国情报的人也最不害怕：

确实，有一些人，出于纯粹的技术原因，以及为了他的（希特勒的）远征的彻底毁灭，对全面战争的影响，很乐意看到他的尝试。

当然，德国人的看法截然不同。阿尔伯特·凯塞林，负责对付英国皇家空军的空军军官，认为入侵英国会是困难的，但可以成功：

总而言之，这一尝试可能是困难的，甚至非常困难，但它不会是没有希望。每一项事业都是一种冒险，包括计划，无情的执行和一定的乐观主义。丘吉尔在防御方面最大程度地满足了这些条件。但我觉得我不能对德国指挥官说同样的话。

另一位德国指挥官，埃里希·冯·曼施泰因，认为希特勒只是缺乏进行如此冒险行动的意愿。如果入侵失败，其他大国干预的大门就会被打开。尽管该计划有风险，但这位德国将军认为不采取果断行动是更大的风险。

问题是他并不想在英国登陆。他的政治理念与西方胜利后的战略要求不一致。

伦敦一家酒吧：“即使是希特勒，也不能阻止我们供应啤酒”

幽默是人类最典型的应对机制之一。给最黑暗的时刻带来光明，也是一种穿越黑暗的方法。英国人的幽默感，强调讽刺和低调的挖苦，是对闪电战艰难时期现成的解药。

厄尼·派尔（Ernie Pyle）注意到伦敦一家被炸毁的商店，上面写着“比往常更开放”的牌子，向顾客招手。附近的一家酒吧向顾客承诺，“即使希特勒也不能阻止我们供应麦芽酒。”事实上，啤酒是政府不敢限量供应的东西。

在轰炸袭击之后，救援人员肩负着清理废墟和搜寻幸存者的艰巨任务。有一次，救援人员很高兴地发现，他们收集的“尸体”并不是真正的尸体：

我一直被 "尸体 "绊倒。于是，我开始呼唤担架工！救护车上的小伙子们和我一起在散落的玻璃碎片中穿梭，这些玻璃是在爆炸中砸碎的商店门面。当我们开始抬起尸体时，我们恍然大悟，"这些不是尸体，而是裁缝店的假人。" 我们的笑声打破了紧张气氛，我们为这个错误感到好笑。

喜剧也被用作一种武器，比如在英国说德语的流亡者，播放讽刺的广播节目，可以接触到勇于收听的普通德国人。这些节目取笑纳粹政权的伪善，以此作为反击源源不断地宣传。其中一个节目的作者，是奥地利流亡人士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他不知道自己能接触到多少人，但在战后收到了德国听众如潮般的感谢信：

多亏了BBC，而且仅仅是BBC，我才有了道德力量，没有成为同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