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时尚、彩妆方面的关注与投入，是世人有目共睹的。这是除了在文化上所表现出的细腻讲究，对精致与美的追求，实则深深存于大和民族的遗传因子之中。

佚名，《化妆室》，1880 – 1889 年。蛋白相纸手工上色，纽约公共图书馆藏。

《化妆室》里，穿着和服的妇人端坐在镜柜前，左手执梳，右手揽镜，她顶着一头丸髷，“丸髷”（まるまげ）是江户至明治时代以来已婚妇女的发式象征。她所使用的镜子是一对的，镜柜中一般存放着化妆用品，圆镜式的镜柜在明治时代初期过后已逐渐过时。不过，爱美之人喜欢照镜子古今皆然。

将日本女性与美之追求相互联结，似乎是合理的，毕竟从历史角度来看，年华的逝去恐怕是古今中外许多女性们潜在的心理压力。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作家爱丽丝·梅贝尔·培根（Alice Mabel Bacon，1858 – 1918）曾撰写一部《日本女孩与女人》（Japanese Girls And Women，1891 年），当中这么描述：“一位日本妇女很早便失去美丽。在三十五岁时，她的稚嫩肤色通常会完全消失，眼睛已开始微微沉入眼窝，她年轻圆润和匀称的身材已退化成全然的消瘦，浓密的黑发开始稀疏了，过多的牵挂和焦虑使她的容颜展现一种无声忍耐的悲悯神情。”

爱丽丝·梅贝尔·培根是一名女性教育家，同时也是明治时期日本政府的外国顾问，她以西方女性的角度观察：“借由老练眼光，可透过服装上各种小细节来准确判断出一个女人的年龄，然而没有一个女人会在意让自己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一些，或者毫不犹豫地坦白其历经的岁数。”

尽管作者主要是描述日本女性历经年龄、社会历练的成长过程变化，不过她在著作中强调了一个重点：（传统）日本女性事实上是“期盼著老年期”（looks forward to the period of old age）！这是因为她们能获得某种程度上的自由，并得以“卸下终身服膺的职责”（attain freedom from her life-long service），更在一些生活层面上获得相对的尊敬。

她的观察结果似乎与我们料想的情况有所差距，当中症结在于，彼时日本女性追求的是如何从父权社会价值系统中解放，或者更精准说，如何在这样的生活中过得轻松。尽管是在与西方现代文明接轨的明治时期，对于传统儒家女德与伦理的强调仍根深蒂固。类似议题，在笔者有关日本手工上色蛋白照片系列研究中曾爬梳过。

在这篇文章中，将十九世纪日本旅游纪念相册中有关女性影像的诸多类型，特别拉出“镜美人”这条支线，并归纳这些影像的三个共通要素：和服女子、镜匣、揽镜自照的动作。

佚名，《日本女子：梳化》，1870 – 1889。蛋白相纸手工上色，纽约公共图书馆藏。

《日本女子：梳化》这件作品便是很好的范例，它与《化妆室》一作有着相仿意趣，更饶富活泼感。照片中，和服妇人躯体微侧，同样举起手边的大圆镜，对着镜台上另一面镜子，端详自己发髻后端微微散乱的发丝。镜柜的抽屉四散，露出梳妆道具，塌塌米上还有一柄长烟管。

除了坐姿，亦有诸如《照着双镜的女孩》、《日本和服女子：梳妆》两件站姿女子肖像的例子。她们身旁的镜柜抽屉（或镜架）或开或阖，这类摄影棚之作经常以影像主角周边道具来暗示特定情境，指涉女子居室与日常生活。

值得思考之处在于，照片呈现的女子居家景象具私密性，摄影师以模特儿摆拍方式再现情境，并制成旅游观光纪念照贩售给西方游客，这些“商品”所讴歌的不仅仅是满足西方人对东方女性美的好奇和憧憬，尚潜在著追慕“古日本”（the Old Japan）风情的意识。面对逐步进行现代化的明治时代来说，传统日本文化仍旧是非常吸人眼球的卖点，这也是当时旅日西方人士的心之所向。

佚名，《照着双镜的女孩》，约 19 世纪末。蛋白相纸手工上色，纽约公共图书馆藏。

佚名，《日本和服女子：梳妆》，1870-1889。蛋白相纸手工上色，纽约公共图书馆藏。

回头来说，我们亦能够从浮世绘传统中找到摄影是如何延续题材的脉络内涵。镜美人类型影像纪录下女子镜前梳妆情状，类似表现在著名的浮世绘大师喜多川歌麿（1753 – 1806）作品中也可得见。再次证明，十九世纪的摄影在题材上确实吸收了传统艺术的养分。

浮世绘巨匠们将重点放在勾勒美人婀娜姿态，尽管是梳妆打扮这样琐碎的日常，画面上的妇女也不减一分优雅。同样地，摄影师们所专注的是再现出担负着传统社会与家庭职责，而仍旧坚毅温柔的日本女性形象。在她们端庄姿态下，蕴含着一股沉静却又强大的力量。照片中，她们是一名形象化的东方女性角色，同时也表征细致、典雅的大和民族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