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都表达了对日本女性的偏好，他们发现日本女性更真诚更友好。海军上尉约翰·阿什米德（John Ashmead）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写道：“我曾接触过在这儿以及菲律宾工作的日本男性，我不信任他们，但对日本的女性和儿童却不会如此。”他发现日本女性头脑中“鲜有像武士道这样的军国主义观念”，和她们谈论政治话题比较轻松容易。

另一位美国作家也表示说，日本女性在遭到反对时极少表现出“傲慢自大、狂躁易怒和自私”这些日本男性具有的特征。在露西．克罗克特看来，日本两性之间对比鲜明——男性冷峻且粗暴无礼，女性则温顺、惹人怜爱——“可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种族”。

克罗克特在书中特意使用“黄种人”、“日本佬”的尖刻字眼称呼夙敌，但她却高度赞扬日本女性惹人喜爱，好似少女般的行为举止。日本占领区的美国人将女佣、女性职员、女服务员以及其他年轻女性都称为“宝贝桑”（Baby-san）——这个称呼结合了美国的搭讪语“嘿，宝贝”（Hey, baby）和日本日常用语中的尊称（san）。克罗克特解释说：“在我们眼里，宝贝桑就像是个可爱的有生命的布娃娃，情感丰富，一会哭一会笑；又像是勤劳的会笑会唱的小生命，任何人对她们稍微表示一点好意，她们就像找到支撑的藤蔓一般依附过去。”

克罗克特以及其他美国女性对这一称呼的使用，表明了她们在面对日本女性时的优越感，反映了美国人认为日本女性就像孩童，情感脆弱而不稳定。

可能大部分日本女性说的不流利的英语，在美国人听来口齿不清、表达简单，会给他们留下这样的印象。驻日美国人认为日本女性的天真单纯——她们的好奇心还有“孩子般的、热情的、讨人喜爱的个性”——正是她们魅力的一部分。克罗克特认为宝贝桑为任何人服务时都“忠诚、亲切、不遗余力”，“待人非常热情”，她们帮助“消融了最坚定的日本仇视者的冷漠”，她们那“可人的性格”“赢得了美国人意想不到的理解和同情”。

大部分驻日服役工作的是远离妻子和女友的正常男性，他们为宝贝桑所吸引也就不足为奇了。海军预备役军人比尔·休姆（Bill Hume）为《海军时代》（Navy Times）远东版创作的一部大受欢迎的半色情连载系列卡通里展现了宝贝桑的形象。后来休姆以两卷本的形式出版了这部卡通作品，并附了约翰·安纳里诺（John Annarino）的书评，即：《宝贝桑：美国士兵眼中的驻日时期》（Babysan: A Private Look at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 1953）——这是一本最受在朝美军喜爱的畅销书和《宝贝桑的世界：休姆对日本的幽默调侃》（Babysan’s World: The Hume’n Slant on Japan, 1956）。

休姆和安纳里诺称宝贝桑是战后日本新女性，并不像美国军人想像的一样——即“蝴蝶夫人”式的“梳着精致的发型??用扇子风情万种地遮着魅人的脸庞的女性”。休姆笔下的宝贝桑没有穿漂亮的和服，也没有盘着硬挺的发型，而是有着细细的腰身和小腿，长长的披肩发，还有坚挺的乳房。

她长着鹅蛋脸，高颧骨，翘鼻子，嘟嘟嘴，涂着鲜红的嘴唇，极力模仿着她们在美国影片中看到的认为时髦的样子。长长的黑发半遮着脸庞。她比美国妞矮，但谁会在意？她可有一个比美国姐妹们宽容得多的心胸，你的每一个愿望她都奉若使命。她是个敏感又实际的小生命，所以我们的愿望要合情合理。

休姆的宝贝桑是个美丽性感的小猫，是一个正常欧美男性的性幻想物。尽管在休姆笔下他只是个普通人，常被刻画成一个傻大个，宝贝桑是“他的宝贝玩偶……娇小但并不脆弱的玩偶”。休姆和安纳里诺补充说“她是真正的玩具，而不是那种摆在家里壁炉上的装饰性的日本玩偶”。

休姆和安纳里诺在欣赏宝贝桑的天真本性的同时，也赋予她任性直率和娇羞的一面：例如在一个场景中，宝贝桑对她的男友撅着嘴娇嗔道：“你为什么总是送我糖果，从不给我钱？”尽管在漫画中，她经常要钱，但她的创作者们坚持说她不是那种“以色相骗取男人钱财的女人”，她给男友看家人的照片，照片上有靠她赡养的孀居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妹。休姆和安纳里诺认为宝贝桑“给她男友的生活带来了阳光”，这样的金钱交易是公平的。

需要性服务的美国大兵可以从一些走投无路的女性那里得到慰藉，包括战败国年轻的战争遗孀，这是占领军士兵的典型做法。正像《生活》杂志的一篇占领早期的报导中指出的，这种“姑娘”有“很多”。据报导，驻日军队花费的一．八五亿中有一半用于这种服务，但是不知这个资料是否包括“单独服务”——例如休姆笔下的宝贝桑一段时间内只和一人交往。直到一九四九年中期，迫于来自日本妇女组织的强大压力，统帅部最终关闭了官办妓院，当时官办妓院有七万名妇女从业，还有五万九千名自由从业妓女。

在休姆和安纳里诺笔下的宝贝桑就像中尉平克顿（Pinkerton）眼中的乔乔桑（Cho-Cho-san）一样会被遗弃在日本。宝贝桑帮助美国服役军人“填补了驻日期间的空虚”。休姆的漫画是为曾在“富士山”服役的美军娱乐而创作的，意在“通过回忆可爱的宝贝桑为士兵们的生活带来的欢乐，来逗他们开心”。大概这种临时性的角色对宝贝桑比较合适，她是别样的蝴蝶，不同于被平克顿遗弃后自杀的乔乔桑。随着驻日美军的轮换归国，宝贝桑从一个情人飞到另一个情人那里，从一个固定男友转到另一个固定男友怀抱中。实际上，宝贝桑应该用动词“蝴蝶化”来形容，含义和蝴蝶夫人乔乔桑的用情专一恰恰相反。

当然，真实生活中的日本女性没有坚挺的胸部，据凯利和莱恩称她们并不“符合国内（西方）的审美标准”，但是很快美国士兵就喜欢上了她们“可爱迷人的、孩子般的个性”。士兵们的情感“被日本妇女的谦卑顺从所俘获”。翻译官马丁．布朗芬布伦纳在中篇小说《芙纱子和军队》（一九四六）中描写了美国大兵在受到这种特别的个人关注时所表现出的愉悦兴奋。书中的主人公摄影师鲍勃．史密斯（Bob Smith）每每想到女友芙纱子就激动兴奋，“她总是充满爱意的等他来，对他照顾体贴，细致入微，亲密地称他‘鲍布桑’，她赞赏鲍勃的每个习惯性的礼貌动作”，例如为她开门。

鲍勃还不满二十，芙纱子的态度却让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像个男人。因为鲍勃和芙纱子之间的关系，他试着将“日本佬”当做“日本人”看待。在占领初期，日本政府征募了大量下层阶级的妇女充当“减震器”，用后来执政的首相池田勇人的话说，是通过满足占领者的“性欲”来“保护大和民族纯正的血脉”。成千上万像芙纱子一样的女性在被迫的情况下，用她们的身体和服务来调和、削减、控制美国士兵对日本的仇恨敌视。

这种与日本妇女的亲密关系并不总意味着敌视的减弱。一些美国士兵认为以前的日本女友只是性伙伴，不像六十年前在长崎驻军的海军军官朱利安．维奥（Julien Viaud，又名皮耶．罗逖 Pierre Loti）对他的临时新娘的态度。

在神户火车站，露西．克罗克特目睹了两个即将回国的美国大兵，坐在火车上冷淡无情地对月台上两个泪汪汪的日本女友说着再见。“一个女孩抽泣地问，‘你什么时候回来？’年轻人大笑说，‘回来？为什么？宝贝，等日本佬再炸珍珠港的时候，我就回来了。’”

密西西比人艾略特．蔡兹在描述日本时说美国大兵不该和“这样一个奇怪发臭的国家”的“黄种人”相爱。这位后来的美联社新闻撰稿人称，大部分的驻日军队认为他们的任务更像是“突然有人交给他们一只满满的便盆，告诉他们要严加看守”。蔡兹在小说化的回忆录《不銹钢和服》（Stainless Steel Kimono, 1947 ）中讲述了《幸灾乐祸》（schadenfreude ）的故事以及美国大兵驻日期间行为放荡，期盼着回到“女人长着漂亮的长腿，皮肤白皙”的美国。所以，即使欧美士兵真的和日本女友相爱了，许多士兵也会试图掩饰这令人尴尬的事实。

在被占日本推行反种族主义不是件易事。最高盟军统帅部强制实施了一套像黑人种族歧视一样的种族隔离制度，限定日本人出入只能使用特定的门，只能乘坐二等电车，不许进入特定区域，而这套制度却没在被占德国实施。在德国非亲善条款只在被占早期实行，在日本却持续了四年之久。冷战期间，美国执政者意识到日本作为其盟国以及在东亚地区资本主义制度典范作用的重要性后，最终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废除了这些制度条款，该月苏联具有核能力的消息公诸于世等等事件，都促使美国执政者于废除非亲善法令的当月颁布了“亲善促进”法令。

按非亲善法令的规定，美国大兵可以和日本女性公开约会来往，但是想与日本女友结婚却非常困难。最高统帅部用尽千方百计阻止通婚：要求通婚的士兵需经受官僚政治的层层考验；曾一度禁止美军牧师主持婚礼；强调移民法规定美国士兵携日本妻子归国属非法行为。据了解，有指挥官为了拆散美国士兵和他们的未婚妻而将士兵调走或是以此威胁他们。在维特洛克（Kyo Wittrock）这个真实的例子中，指挥官威胁要将她的未婚夫调往朝鲜，但未能成功，最终准许了两人的结合。

在小说《芙纱子和军队》中，结局却很悲惨：种族主义长官为阻止鲍勃与芙纱子结婚，突然将他调离该地区，鲍勃．史密斯被迫丢下怀有身孕的芙纱子。像鲍勃这样的士兵可以选择承认并抚养与日本未婚妻的孩子，但美军法律却鼓励他们逃避责任。日本公民禁止控告军人，所以日本妇女无法对美国士兵提出生父确认诉讼。结果导致仅有百分之三十九的美国士兵对他们在驻日期间所生的大约五千个孩子负责。许多宝贝桑和他们的孩子在被美国大兵遗弃后，过着悲惨的、遭人排斥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