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攻神话根本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谎言，自杀攻击从来没有发挥官方号称的战绩，士兵们也从未像宣传所言那样自愿赴死。

类似像佐佐木这样训练有素的飞行员，对特攻计划充满着质疑，以他们对飞航实战的理解，特攻用的机具和俯冲方式，根本无法对战舰带来太大的伤害，远远不如正规投弹。在战争末段，平白浪费专业人力和机械设备，对于身在前线的佐佐木及其同僚，完全无法理解牺牲的意义何在。

也因此佐佐木九次特攻生还，并不是他命有多硬，而是他屡次选择抗命。抗命并非逃跑，而是坚持飞行员的专业和尊严，运用同袍协力改造具有投弹能力的特攻飞机，以投弹的方式执行每次任务。可悲的是，不论轰炸带来的战果多么可观，远胜自杀攻击，换来的仍是长官的责骂，一次次下令逼迫着他去死。

战争是国与国之间大我的角力，是以对个人自我的抺灭为前提，军队与其说在培育英雄，更关键的是在训练服从，让指挥链（Chain of command）得以运作。倘若对自我的压抑是战争的特质之一，那么佐佐木的九次抗命，就是直接挑战战争的根本，努力保有的自我，挑战着不合理的命令。对于看重团体胜于个人的东方文化，又在战火炙烈的时刻，这份专业出发的坚持，不只英勇，也彰显着人性的坚韧和抗压力。

反过来说，下令特攻的一方展现着战争的另一极端，一味诉诸服从，抹去理性批判之后，大我陷入无法思考的疯狂中。作者试图剖析特攻的发端，指出最早下令特攻行动的大西泷治郎，或许是希望借由自杀攻击的绝望，给予天皇下令停战的理由，随着大西战后的切腹自杀，此说已不可考。无论最初动机为何，在实际执行后，经由夸大耸动的宣传，反而成为某种对精神胜利的夸耀，不再求具体的实绩，转而追求虚无、不具任何意义的犠牲，以及造假的胜利。当战事不利，当权者反复高唱精神层面的重要，就是选择了对现实的逃避，退缩在封闭的虚假里，任凭失去制衡的权力搭配着颟顸无能的官僚系统，在盲信、盲从的漩涡中，膨胀成巨大的疯狂。这才是作者反复推论所得特攻真相，特攻从来不曾见证英勇，而是体现着集体的彻底疯狂。

如同水木茂在《全员玉碎！》所描绘，要求士兵在日本投降后自杀的玉碎命令，特攻呈现出同样非理性的逻辑，那是二十世纪国家和意识形态结合后，再经战火所陶铸而成的狂乱。一九三六年当纳粹在德国势如破竹的崛起，某次海军舰艇启航典礼上，当在场所有人行纳粹礼高声欢呼之际，一名工人奥古斯特?兰德梅赛（August Landmesser）选择双手抱胸，拒绝行礼，这一瞬间适巧被摄影师拍下，成为二十世纪经典的影像之一，代表着个人不向权威低头。佐佐木的九次特攻任务，是在更艰难、更极端的处境下，用卓越的操驾技术，再现同样的精神。

然而佐佐木友次并未成为受人歌颂的英雄，不像兰德梅赛还有幸留下被人记忆的画面。当那疯狂的大我，未经彻底检讨或反省，仍以隐昵、破碎的形态，在战后持续存在，类似佐佐木这样的亲历者，只能选择噤声。特攻神话的流行，一方面是当事人推卸责任的擦脂抺粉，也是集体疯狂在平和时期的借尸还魂。即使已经九十多岁，看似早已事过境迁，但在访谈中，还是明显感受得出他言语的保留，令人感到巨大悲哀，也说明了《不死之身的特攻兵》一书的价值所在。

也许，实际战火离我们遥远，对于大我的屈从和集体的盲信，却是每位生活在台湾的人们都曾经历过的日常风景，甚至都曾直接或间接涉入类似的疯狂和崇拜。

不管是特攻神话的反驳、对战争深刻反省，以及对大我的批判，乃至个人如何在群体中保有理性，都值得我们再三思考。唯有类似像佐佐木友次这样敢于和权威对抗，指出国家机器或群众集体的非理性，大我才能不断更新，也才能彰显出个人存在真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