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宣誓，我将忠诚于德意志国和人民的领袖阿道夫 · 希特勒，遵守法律并忠诚履行我的职责，愿上帝帮助我。

根据 1934 纳粹德国的“公务员及武装部队士兵效忠法”（Law On The Allegiance of Civil Servants and Soldiers of the Armed Forces），公务员须作以上宣誓，算是在公务员团队里，将效忠元首“制度化”。不过在 1933 年，更早的“恢复公务员法”（Law for the Restoration of Civil Service），已开始要求包含在内的公职人员向纳粹表示忠诚。

1933 年，威玛德国总统兴登堡未逝，希特勒只是总理，尚未在全国建立绝对崇拜。但当年的“恢复公务员法”，已排除了犹太人及纳粹以外其他反对党派人士出任公职。已故德国历史学家 Joachim Fest 的父亲，当年是一名虔诚天主教徒及小学校长，活跃于德国民主党及有天主教背景的中央党。校长属公务员一部分，但即使新法出台，他的父亲仍不改立场，拒绝向纳粹表忠。

Fest 记述，1933 年 4 月 20 日，利希滕贝格（Lichtenberg）市政厅传唤父亲。行使市长职务的专员 Herbert Volz 告知他已被即时停职。父亲问自己受什么指控时，Volz 仅回答：“适当时候会告知你。”Fest 又指，当他的父亲离开市政时，往日相识多年的职员，对他的态度马上显得回避。在他任职的学校，校长办公室内的东西甚至已经换走。

4 月 22 日，父亲再受传唤。Volz 宣读事先准备好的文件，正式通知他已被免除担任第二十小学校长的职务，停职直至另行通知。而免职的理由，则是他在中央党以及亲民主团体“黑红金国旗团”（Reichsbanner）中担任要职，又“在公开演讲中贬抑元首（Führer）及其他高级纳粹党员”。Fest 引述文件内容：“在这情况下，法律已不再信任他‘将始终毫无保留地支持民族国家’。除了停职外，他们还要求父亲在两日内，将学校的管理权正式移交继任者。他们暂时不允许父亲从事任何工作。父亲谈及这事情时说：‘一切就像有计划似的。’”

Fest 的父亲因拒绝向纳粹表忠而遭免职，也许是当年纳粹攻陷教育大山的写照。当时涵盖大学职员、教学、法官的整个德国公务员体系，都面对表忠抑或去职的二选一抉择。在其时失业率高企的环境下，不少人为“保住饭碗”，选择了前者。1933 年 1 月 30 日至 5 月 1 日期间，即有多达 160 万人加入纳粹党。

纳粹的效忠“计划”，并没有就此停步。1934 年 8 月 2 日，兴登堡逝世。当日，德国国防军的效忠誓词即由“向人民和国家服务”改为：

我在上帝面前庄严宣誓，将无条件服从德意志国际人民的元首、国防军最高统帅阿道夫 · 希特勒的命令，作为一个勇敢的军人，我将随时准备牺牲生命以信守诺言。

宣誓对象由人民、国家，变成希特勒，美国记者、纳粹德国史研究者 William Shirer 评论新誓词对德军的影响时指：“（誓言）令更多军官在执行最高指挥官命令，犯下难以形容的罪行时，免除了任何个人责任。德国军官们畸形的‘荣誉’冲突，便从这一刻发生。他们经常将这点挂在嘴边，后来践行他们的誓言时，便使自己成为人类之耻、践踏军队的道德标准。”

同月 20 日，纳粹政府正式颁布“公务员及武装部队士兵效忠法”，改变所有公职人员及军人的誓词。出于对希特勒拉的热爱，又或为自我保护、捍卫自身利益，许多德国士兵、公务员以至公民都接受并效忠元首。另一位专门研究纳粹德国的英国历史学家 Ian Kershaw 批评：“那些在纳粹党或国家官僚机构中，寻求升迁、获得实质利益的小人物，通过诋毁对手的‘雅利安’资格以消灭对方；普通民众则向盖世太保抨击他们的邻人。这些都是人们为元首卖力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