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开始就很愚蠢?重新审视美国,对越战致命的思维方...

卷入“愚蠢、无休止的战争”并不是现代社会所独有的现象,甚至也不是美国的弊病。但在过去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华盛顿特区一直是这些军事泥潭的典范。直到最近,越南战争一直是美国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也是造成分歧最大的军事干预。不过即使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退伍军人人数的减少,这种痛苦和争议仍然存在。

越南军事援助指挥部(MACV)——就像它苍白的现代版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从未能将战术上的胜利与战略上的胜利结合起来。“我们从未输过一场战斗”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南越人把他们短暂的共和国拱手让给了他们更强硬、更坚定的北方同胞。而美国则没有“输掉越南战争”。

整个错误的事件从一开始就是愚蠢的,就像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是在没有人听说过或特别关心的地方“击败恐怖主义”的堂吉诃德式的使命。艾森豪威尔总统指出,如果南越举行自由选举,那么胡志明将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然而,两个自称代表民主和自由的国家,先是法国,然后是美国,却一心想阻挠这一结果。

这一切的理由是多米诺理论。

“你就像一排多米诺骨牌,”艾森豪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你把第一个推倒了,最后一个也很快就会倒下去。”不过他没有想到的是,最终多米诺骨牌会落入隐藏的共产主义手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多米诺理论演变成了一系列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敦促更多而不是更少地参与越南事务。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东南亚地区资深分析师乔治·艾伦(George Allen)所言:

“派去确定可以采取什么措施的调查团返回时,似乎总是带着一个积极行动的方案,无论这个问题在参与调查的人看来多么棘手,他们都会提出一个解决方案。通常情况下,这样的研究小组似乎会有选择地倾听,尽量减少负面因素,并为做某事寻找理由,而不是提出什么都不能做。”

这句话可能是在描述巴格达或喀布尔。

但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合唱队把战神描述为“死尸的货币兑换商”。1964年至1968年担任驻越南美军司令的威廉·威斯特摩兰(William Westmoreland)将军,可能会同意这种说法。

1967年4月,在一次国会联席会议上的演讲中,他建议:“人们不能用地图上的线条来衡量我们的进步。”相反,他建议通过敌人的“死亡人数”来衡量进展。在一场战争中,没有比这更有好的进步措施了。“把它们像柴火一样堆在一起”的策略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并且道德破产。

记者兼战争评论家大卫·哈伯斯塔姆后来写道:“我们在与一个国家的出生率作战。”

从一开始就很愚蠢?重新审视美国,对越战致命的思维方...

但实际情况比这糟糕得多。如果计算的都是死亡的越共,那么计算本身就应该被纳入伟大的错觉和欺骗中。

指挥官们因为“伤亡人数”而得到了奖励,并适时地以夸大伤亡人数作为回应,或者只是简单地批准了交战规则,而这些规则只会导致一个结果:大量无辜的平民死亡。

“许多美国人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可能不会允许美国超过一个限度。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每周杀死或严重伤害1000名非战斗人员,同时试图在一个其价值备受争议的问题上,迫使一个落后的小国屈服,这样的画面可不好看。”1967年5月,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给约翰逊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不过他的警告没人理睬。

当政客和军方首脑不能再操纵现实时,他们就会诉诸于操纵其表现形式——或编造事实。

而现代美国人似乎习惯了这一点:“作战”实际上只是“媒体行动”的一个部分,而“战士”看起来就像电影里的临时演员,由远离危险前线的办公室里的匿名人士制作。

但正是越南造成了“可信度差距”——说谎的委婉说法。西贡在雷克斯酒店上演了“五点钟表演”。“至少我们比屋顶上的小提琴手跑得快,”美国最后几位军方发言人之一开玩笑说。但是在超过一百万的战争死亡后,谁还能笑得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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