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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重用胡人无关!断送大唐的安史之乱,全赖唐玄宗“朝堂制衡”?

作者|冷研作者团队-吹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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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先天二年(713年),唐玄宗发动武装政变,诛杀太平公主,掌握了皇帝大权。此后鉴于诸王开府置官,拥兵自重,以王资格发动兵变的历史教训,于是废止了以王置藩,内外相维的政策,明令禁止诸王参预朝政,以确保皇权不受诸王动摇。同时,他利用各派人物担任宰相,协理政事,并相互制约。唐玄宗运用的这套平衡之“术”,使其在近半个世纪的皇帝宝座上安然运作。但是,各种势力的存在,使玄宗一朝朝党之间的权力斗争不断。最终动摇了玄宗统治,引起了安史之乱。而安史之乱,成为唐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点。本文就从唐玄宗时期用人的“平衡”透视下安禄山为何叛变。

▲长安十二时辰玄宗剧照

唐玄宗刚即位时,所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宰相的泛滥。宰相最多时竟多至十余人。这是的玄宗所不能容忍的。于是,在玄宗刚刚即位不久,就在骊山以“军容不整”为名,将郭元振罢免流放,任命姚崇为相。从此以后,到天宝末年杨国忠、韦见素结束,玄宗朝的宰相人数基本上都稳定在了两到三人间,与之前十余位宰相同时存在相比,宰相人数得到了极大的精简。

除了用人精简之外,玄宗朝的宰相也有主辅之分。简言之,就是在同时在朝的数位宰相中,以担任中书令的人为核心。以其他宰相为辅助。这样一来,朝堂上的争权夺利自然在所难免。其实如果斗争只限于朝堂,那么这种斗争还不至于导致一场几乎是整个王朝的灾难,然而,处于这种斗争中的权臣们往往力图把手伸向各个方面,扩大自己的势力。特别当他们为了寻求武力支持,扩大亲己部队权限,在军队中扶植“忠”于自己的节度使,这就使这种斗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玄宗开元年间,为了安抚边境内附之少数民族和抵御境外的人侵,开始在河西、陇右、幽州、朔方、剑南、安西、北庭等处设置节度使。节度使负责边疆军事、行政、财政,权力很大。因此在朝堂的权力斗争中,权臣们就力图抓住节度使以作为自身力量的支柱。比如萧篙在任河西节度事时,就极力培植亲信武人,裴宽、牛仙客、俱出其幕下。张守硅、王忠嗣等亦由其提拔。萧篙入朝后以亲信牛仙客为留后,仍抓住河西节度不放。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了玄宗后期,节度使势力已经成为具有强大实力和相对独立的地方军事集团。这个军事集团在当时的唐朝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各个派别都以各种方式力图掌握部分节度权力,或求得节度使的支持,而各地节度使也为了更多的掌握地方实权也需要得到朝廷的支持。所以在这种政治状况下,朝堂之上的权力斗争就同地方节度使势力紧密地联系在以起。这种联系使作为政治稳定基石的军队势力深深卷入了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节度使制度自然也就成为政治斗争走向军事冲突的潜伏因素。只不过此时朝堂上的各种势力因为玄宗的存在暂时都保持着微妙的平衡。但是李林甫被任命为相之后,打破了这种平衡的局面。开元二十三年(735)李林甫依靠宦官的支持入阁为相,他先后击败了张九龄、裴耀卿、李适之等政敌,树立了自己在朝中的地位。

▲李林甫与张九龄相互排挤是后人所共知的事情,而忠正耿直的张九龄显然不是富于权谋的李林甫的对手。二人的对抗主要集中在太子李瑛的废立和牛仙客的入相上

与此同时,李林甫还在地方扶植势力。他除了自己先后兼领陇右、河西节度,安西大都护外,还在各地培养节度使势力,比如天宝十一年(752),李林甫举安思顺代其为朔方节度。同时又进一步与安禄山勾结。天宝初,平卢节度安禄山初露头角,后逐步受到玄宗信任,李林甫为了控制范阳节度使,居然弹劾原节度使裴宽,裴宽被贬为唯阳太守后,李林甫又扶持安禄山当上了范阳节度使。当然这些都是在玄宗允许的情况下。此后的安禄山自然也就成了李林甫朝中争权的支柱。

▲狄剑青饰演李林甫

看到这样的情形,玄宗又开始玩起了“平衡”。所以就在李林甫权侵朝野之时,以杨国忠为代表的另一派势力也在唐玄宗的庇佑下逐步发展起来。天宝初,杨国忠被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举荐入朝,入朝后他利用与杨贵妃的裙带关系,迅速爬上高位。这无疑是唐玄宗鉴于李林甫权势日隆,所采取的培植其它力量的结果。

▲玄宗李隆基剧照

而安禄山的崛起恰恰就是钻了这个难得的历史契机。正当李林甫和杨国忠两排在朝堂上斗的死去活来的时候。被李林甫举荐的安禄山,居然“恩将仇报”。当时李林甫正领吏部尚书职位,所以全权操控着历年的科举。因而多有徇私舞弊之事。安禄山得知后,对“恩人”多次告发,因而也成为玄宗抑制李林甫的一股力量。(其实反过来李林甫也能抑制安禄山)而后来的杨国忠和安禄山也是如此。杨曾多次挑拨玄宗和安禄山的关系。并挑唆众蕃人节度使之间的矛盾,玄宗多次调解无效。但也乐得其中,这样玄宗才便于利用他们互相牵制。事实上根据节度使的实力来看。玄宗时实行募兵制,故形成外重内轻的军事形势。全国边兵49万,安禄山领使的平户、范阳、河东三镇共183000,占三分之一多。中央禁军仅13万,是安禄山兵力的三分之二。朝廷对于外重内轻的危险并非没有警觉。宦官高力士提醒玄宗“边将拥兵太盛”,玄宗表示“徐思之”。玄宗执政最后几年曾考虑过对安禄山的妥当安置。天宝十三年,玄宗打算调他入朝当相,但杨国忠反对。可见假若不是杨国忠反对,玄宗的确有可能使他和军镇士兵分离,从而解除兵权,缓和局势。

▲安禄山剧照

杨国忠此人是玄宗宠妃杨贵妃的兄长,继李林甫之后长期当相。安禄山觉得此人靠裙带关系出仕而瞧不起他。而杨国忠看到安禄山握有兵权,就他多次在玄宗前制造安禄山将要造反的舆论。安禄山虽然受到玄宗的信任,又在玄宗对下属搞平衡术的作法下得到同等的保护,但已意识到与杨匡忠一伙的力量和地利相比,自己处于劣势,则刻有被杀的可能。天宝十三载,他在玄宗面前痛哭道:“臣本胡人,陛下累居节制,恩出常人。杨匡忠妒嫉,欲谋害臣,臣死无日矣”,可见此时安禄山自己知道他的处境已相当危险。随时有可能被宣旨赐死。果然,天宝十四年,杨国忠加紧了攻势,令门客包围安禄山在京师的第宅,逮捕并处死安禄山所亲善的李起等人,安禄山知道后,上表自理,并陈杨国忠罪状二十余事,但是玄宗怕发生意外情况,只是归过于无关痛痒的杨国忠门客,来安定他的情绪。

▲杨国忠剧照

但这样的结果无疑会让安禄山认为这是在偏袒杨国忠。于是,安禄山带领15万士兵长驱而下。虽然起兵的口号是要“清君侧”。但是这就玄宗来说,此举就是造反。所以玄宗不再搞平衡术,在杨安二人的党争中完全倾向杨国忠一方,这体现在两方面:(一)玄宗杀在京当太仆卿的安禄山子安庆宗,以示彻底决裂。(二)杨国忠在四川发迹。安禄山起兵后,他被授以剑南节度使。虽然历史发展到玄宗时期,“强地方而弱中央”的局面已经形成,安禄山不反,早晚别的节度使也会反,但是杨安二人的“党争”也的确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导火索。

安禄山受着恩遇却发动了叛乱,这给人们以极大的教训,玄宗的方略因而有了变化。为了应对叛乱,玄宗启用了太子李亨和宗室李球、李嫩、李抵、李璃巨、李琦、李洪等人为天下兵马元帅和节度使等。而和安禄山同时期任用的蕃人节度使尚有安思顺、高仙芝、哥舒翰,玄宗这时对他们一概不信任。玄宗先调安思顺入京当户部尚书,解除了他的兵权,哥舒翰一诬陷他与安禄山通谋造反,玄宗就将他处死。高仙芝早在安禄山叛乱前就已调入朝中,由于实在没有和安禄山相当的武人用以同安禄山作战,玄宗只好让他领兵出关,配合封常清作战,但特派宦官边令诚监军。高仙芝率领的士兵多是临时应募队市井子弟,一交锋便一败涂地。但他仍作了最大努力,扼守演关,屏障京师。结果玄宗因听信边令诚一言之词,因高仙芝作战不力将其处死。但此结果的真相应是玄宗对蕃将不信任,借故除掉。而此事居然还不是孤例。后来上任的哥舒翰晚年在京养病。叛乱发生后,他被提拔为宰相,貌似优容,实为羁糜,可见玄宗担心他也造反。高仙芝死后,旧人中只有哥舒翰一人可用。他奉命守撞关,鉴于敌强我弱,主张据险坚守,伺机出击,这无疑是正确的方案。但玄宗接连遣使督促出击,他不得已,抚胸大哭,领兵出关,一败而小可收拾。他被部下劫持投降安禄山后,因未能招降唐将而被安禄山杀死。假如他不死在安禄山手下,而是逃回长安,玄宗考虑到他的影响,仍然会对他不放心,照例可找借口杀掉。

玄宗方略的这一变化,表明他不再搞平衡术,而是为了让新上台的“自己人”能有足够的权利应对叛乱。故而对蕃将走向了一个极端,完全失去信任。之后的岁月里,唐朝尽举国之力才将叛乱平定,但藩镇割据的局面始终无法控制,唐朝最终走向了历史的尘埃,汉人也在之后好几个世纪里都无法建立大一统的王朝。直到明朝的建立,可悲的是明朝照样亡于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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