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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烂发臭,孤独至死的国家

无人知晓的后半生

最近糖葫芦和刚来日本不久的师弟闲聊,谈起了现在住的房子的问题。

师弟十分得意地炫耀着阳台前潺潺流水的小瀑布,以及已经满开的樱花树。糖葫芦想了想自己家在高层,除了地震时候晃得更厉害以外,好像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地方。

正当自己眼馋师弟有好水好风景的时候,师弟突然话锋一转:

“师兄,你也不想想,要是没点故事,咱们外国人怎么能租到这样房租便宜、景色又好的房子?”

糖葫芦恍然大悟:

好家伙,敢情是个“事故物件”啊!

熟悉日本社会租住房的读者朋友们,应该对一个网站并不陌生,这个网站就是内容十分微妙的“大uてる”。

说它微妙,是因为这是个专门记载“事故物件”的网站。

“事故物件”这个词出自日语,特指“出过问题的房屋”。不过就算不懂日语,光看汉字也一眼就明白了。

什么“出过问题”,用不着这么含蓄,直说是鬼屋不就好懂了吗?

“大uてる”这个网站就是专门公示“哪间房屋死过人”的阴间网站。进入网站放大地图,你会看见凡是出过事的房子,都会被收录在网站当中。

假如把视角放到东京,你会发现有故事的房子还真不少。有的屋子的住户因为火灾丧命,有的屋子里住着的人选择自杀,还有的屋子里的住户因为反抗上门的暴力团命丧屋中……

这里面所记载的事故物件的背后,只有你想不到的原因,没有人家做不到的事情。放眼整个东京都,地图上就没有没被记录过的空白地方。

倒可能也是因为东京人多的缘故,碰上鬼屋的概率总比其他地方大一些,但假如把视角拉到东京周边的其他市县,你能发现的不仅仅是事故物件个数的变少,成为鬼屋的理由也开始趋向一致:

大部分的房子要么是因为 “自杀”,要么就是因为“孤独死”而出现在网站上。

曾经,日本社会的高自杀率广为人知。1998年,全日本社会的自杀人数较前年猛增8000余人,上升至32863人;随后10年内始终保持在32000人上下,2003年达到近几年的最高人数34427人。

面对居高不下的自杀率,日本社会一致认为是“孤独”诱使了个人做出自杀这样出格的行为,因此针对自杀行为,日本政府出台了不少对策,以预防自杀现象的进一步恶化。直到2010年后,现象才开始有所好转。

然而,本以为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自杀现象就能够在循序渐进中被战胜。但疫情的出现,再一次打碎了日本社会脆弱的秩序。

日本警察厅统计,2020年,全日本社会的自杀人数为21081人,较前年增加了912人。时隔10年,日本社会的自杀现象再一次抬头。

长久得不到有效控制的疫情,在拖累了日本社会经济的同时,也进一步切断了人与人之间本就微弱的联结。孤独感在疫情的催化下,进一步在全社会中扩散开来。

面对着自杀率的再一次抬头,菅义伟内阁在疫情肆虐的当下新设了“孤独、孤立对策担当室”,希望能够对再次反弹的自杀现象,或多或少地发挥一些作用。

只是,同是死亡,相较于自杀给人们带来的冲击,孤独死就显得悲伤和难过。

悄无声息的不归路

大部分孤独死的案例,往往是在事发几天后,因为周边邻居察觉到了异味或是其他现象后才被发现。想到死后在家里默默地发烂发臭,因孤独而死的人更是多了一分悲哀。

孤独死的现象在日本社会中日益显著。但究其原因,与其说是孤独在社会中的扩散导致的不良结果,不如说是伴随着日本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导致的高龄独居人口的增加引发的结果。

一方面,自2015年开始,日本社会正式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总人口数从1亿2709万4745人,下降至2018年的1亿2644万3180人,4年间总人口减少了近65万人;

另一方面,日本早在1970年就已经突破了7%的门槛,领先东亚各国率先踏入人口老龄化的大门;到2019年,老龄人口比率已经占据日本社会总人口的28%。

与总人口数量的减少、以及老龄化进程的日益加速同步变化的,还有家庭结构的转变。

在2015年日本人口普查统计中, 65岁以上独居男性约为192万人,女性约为400万人,且独居高龄人口有逐年增长的趋势。

在日本社会的人口结构向高龄少子化的方向前进的同时,全社会的独居率也在不断的上升。可以想象,在整个社会中,独自生活的老年人群体将会是一个怎样庞大的群体。

而随着独自生活的老年人群体数量的增加,曾经不被重视的孤独死现象,开始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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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千叶县的八千代市西北部,因地理位置优越,距离东京市中心仅30公里,20世纪70年代被集中开发为大型集合住宅区。

在这之中,A小区在20世纪70年代时迅速迁入了近12000名住户,然而伴随着经济增速的衰退,经过近40年的时间,A小区的入住者大幅减少,流失过半;同时65岁以上老年住户比例达到70%,老龄化率高达33%,是千叶县内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区。

住户高龄化只是一方面,在家庭结构中,独居家庭占比37%,而其中60岁以上的独居家庭更是高达80%的比重。可以说,这个小区不仅老年人多,而且大部分老年人还都是独居状态。

在这样的情况下,小区内的孤独死现象,就越发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从2004年到2013年,共计发生了55件孤独死事件。大部分的老人在浴室或寝室当中被发现,在时间上也多是在死后一天或两天左右被近邻或亲属以及家人所察觉。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的卫星城当中。伴随着高速经济增长期,集中开发的居民区以及大量涌入的人口,为小区带来了活力。但时过境迁,经济增速的停滞,人口的流出和老年人口比例的大幅上升,也使得小区曾经营造起的社交网络被轻易肢解。即使是夫妇同居,彼此间的交流范围也只停留在夫妇二人之内,而没有与外界交流的契机。

老年居住人口比例的上升,使得依然留在当地的高龄独居老人对看护服务提出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人口的频繁流动和大量减少,又进一步加深了独居老人的孤立状态。

――“但霎眼,全街的单位,快要住满乌鸦。”

执拗的不甘

?

高龄独居老人的孤独死现象越来越常见,日本政府和地方社区就没有点措施来应对这个事吗?

有的,而且对策还不少。

2007年起,日本厚生劳动省拨出1亿7000万日元的预算,用于实施“孤独死防止推进事业”。在具体的计划实施上,包括在全国78个地区实现对高龄老人生活现状的把握、安全确认、紧急通知系统,以及强化社区网络和举办交往沙龙等等有助于改善高龄独居老人生活状况的措施。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日本政府和地方想方设法地服务群众,效果又如何呢?

根据2011年日本市町村生活保护课调查数据,各地方直接实施孤独死对策的占26%,观望和没有行动的地区,分别占比20%和52%;同时,在对单一居民区自治体自行实施的“孤独死对策”效果的调查显示,居民区内自治会的行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住民能够被发现的时间”。

诚然,无论是日本政府还是地方自治体在预防孤独死问题上所采取的措施,都是希望从重建地区社会网络、优化公共服务的角度出发,进而设计出这样一系列的对策措施;但有效实施对策主体的多寡先不论,“预防孤独死”的对策最后只在“及早发现受害者”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样的“有效”未免过于儿戏。

而至于为什么没有效果,那就不得不要说到独居老人们心中的小倔强,和早已遍布在日本社会中的孤独感了。

无论是厚生劳动省,还是地方自治体的应对措施,双方都注意到了在重建社区联系和优化公共服务上的重要性;

但客观因素的影响只是一部分,孤独死现象之所以无法穷尽,本质上也和高龄独居老人们主观上“拒绝帮助”有一定的相关性。

2011年,在对爱知县爱西市市郊居民区孤独死现状的调研中,调查员发现了和常识推断相背的现象:独居老人在面对来自官方提供的公共服务上表现出了明显的“回避”的态度,主动“拒绝”官方或地方的援助。

例如,有的高龄独居老人“主动断绝和周边人的来往”;有的独居老人“十分要强”,不得不依靠别人时才会“把钱交给对方处理”。

还有的独居老人在接受来自社区的上门送优乐乳服务时,不仅“一口回绝”,还在配送员面前“把饮料倒掉”。

类似这种“独居老人回避支援服务”的现象,在其他地区展开的有关独居老人的调查中也能够发现端倪。在东京港区对高龄独居老人的访谈中,也能够得到这样的回答:

“沙龙会?我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即使是有心去也没办法参加了……”

再或者:

“(和社区沟通员交流的服务)我不想参加这个项目……自己如果总是不在家的话,反倒是给对方添麻烦了吧?”

如果只是将独居老人们回避服务的心理,用耳熟能详的“日本人最怕麻烦别人”来归因的话就有些刻板印象了,但从老人们对于公共服务的回应来看,仍然有一部分独居老人希望接受公共服务的支援。

出于羞愧与对于“耻”的禁忌,示弱的行为在伦理中被同“耻”相挂钩。因为自身的健康原因,或者是个性与面子上的执拗,使得自己最终在主观态度上,做出了拒绝接受公共服务帮助的选择。

遍在的孤独从何而来?或许就是不甘“受辱”的要强心在作祟吧。

从亲密到孤独

?

日本社会中日渐显著的孤独死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而是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遭遇的社会问题。

日本战败投降后,伴随着社会的重建,日本人口迎来了战后首次的快速增长。出生于这一时期的群体被称为“团块世代”。

从50年代到70年代,20余年的时间正好使得团块世代成长为适龄劳动力;与此同时,70年代后的日本也步入了经济高度成长期,一时间大量人口涌入中心都市,卫星城的兴建以及为分流人口而逐渐分化出功能的“睡城”也逐渐成形。

天时、地利、人和,三者都凑齐了:团块世代们住着离东京市中心30公里远的小区,来回靠电车通勤于市中心与市郊的睡城,为日本短暂的经济腾飞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但美好总是短暂的。日本过热的经济和房地产泡沫的崩盘,使得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后,陷入了失落的十年。

为企业燃烧一生的团块世代们发现,忙活了大半辈子,这个世界反倒转了个个儿。当年在大街上挥舞一万日元打车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只有不痛不痒、又毫无波澜的平淡日子;自己无处可去,又只能回到曾经充满生气的睡城小区里度过晚年。

而现在,日本社会需要面对的日益严重的老龄化群体,就是这些亲眼目睹了日本起起伏伏的团块世代们。

随着时间的推移,团块世代们的老龄化进程也将加快;同时,日本社会同样日益显著的少子化倾向,也会配合着老龄化现象共同改变着日本社会家庭的结构。

一方面,日本年轻一代的低结婚率、低生育率与高离婚率将使得一个家庭与家族内部再难出现“三代同堂”的可能,子女成家后独自成立的核心家庭将会进一步解体原有家族的规模,届时高龄夫妇同居,甚至高龄老人独居成家的现象也将不再罕见。

另一方面,70年代、80年代的发生在日本社会的城市化,则彻底改变了都市社会中人与人的交往模式。

在都市中,由于大量人口聚集导致的人口稠密,个人同他人接触的机会相应增加。此时在没有规定交往原则的公共空间中,人与人之间就相对容易形成“纯粹的朋友”的关系。

在人际关系原子化的都市当中,情感交流被有意回避,取而代之的是形式正确的客套问候。在身处于家庭联系断裂、同时外部社交又难以达成有效情感交流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活在社会的人,此时又怎样不会感到孤独呢?

我们之前曾为读者朋友们介绍过都市空巢青年,以及同样孤独一人死于出租屋内的墨茶的故事。相比于日本的高龄独居老人们,我们还是幸运的。尽管上班如上坟,但强制性的出勤也为我们创造出了社交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回避了个人独自陷入社会孤立的状态。

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仍然身陷都市原子化的囹圄中不能自拔。

集体、伦理、家庭……这些我们曾经归属的范畴,为我们提供了凝结为一体的合理性解释。但社会的现代化打开了“自我负责”的个体化进程,个人在拥有了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个体与个体之间彼此联结的纽带。

所以,我们再考虑养老问题的时候,钱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但肯定不能解决所有的养老问题。

文中用图:图虫创意,shutterstock

封面用图: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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コロナで深まる「孤独感」 政府が孤独?孤立策担当室を新O、25日にo急フォ`ラムhttps://www.tokyo-np.co.jp/article/87240「2021-3-2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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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