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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现代人越来越重视教育了?

在农耕时代,欧洲是一个阶级固化的社会,没有文官系统,也没有教育系统。学习、研究与艺术被贵族垄断。古代中国的阶级固化程度要比欧洲低一些,主要是因为有科举考试和文官系统。当时教育的目的不是让人更有智慧,而是通过考科举获取进入统治阶级的门票。考取功名的人才有资格进入文官系统,得到阶级上的晋升。统治者利用知识垄断、考试竞赛和文官制度,将知识分子提拔为王室之下的顶级猎食者,成为农耕社会内卷化的既得势力。

但是,当时没有公共教育,只有私人教育,规模较大的宗族及门阀氏族可以提供私塾教育,大多数人还是无法接受教育,也不愿意接受教育。

教育是一项高成本、长周期的投资。古代大多数普通家庭都无法承担这项成本,与其花大量时间学习,不如让孩子尽早种田,获得当期收益。

进入近代社会后,欧美意识到教育的作用,一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公共教育,降低家庭的教育负担,另一方面禁止企业雇佣童工。

公共教育资源越不足、越不公平,家庭在教育方面的投资风险就越大。一般来说,农村的公共教育要弱于城市,落后地区的公共教育要弱于发达地区。如此,农村及落后地区的家庭,在教育投资方面的风险更大。当这个风险达到一定程度,低收入家庭就直接放弃对孩子教育的私人投入。

比如,70后、80后这两代人,有不少农村学生辍学,或放弃努力学习。当时的农村公共教育落后,农村孩子考上大学的难度极大,家庭根本无法投入足够的私人教育,包括教辅、转学以及家长的时间。多数家长都没有能力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帮助孩子学习进步。

在公共教育匮乏的地区,越是贫穷的家庭,越不愿意投入教育,下一代的竞争力更差,陷入代际贫困。这样就会陷入“贫穷陷阱”。破解贫穷陷阱的办法是对未来投资,关键是投资教育。但是,低收入家庭缺乏原始资本积累,他们的劳动只能维持当下生计,没有原始资本的积累,无法对未来投资。这该怎么办?

低收入家庭倾向于多生少育。数据表明,贫困国家的生育率高于富裕国家,真正的贫困家庭更愿意多生孩子。按理来说,收入越低,生育负担越重,越不愿意生育。这是为什么

因为多生育是低收入家庭降低风险的理性选择。如果公共教育资源不足,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成材率低下,考上好大学的概率很低,那么,低收入家庭投资教育风险就很大。他们根本无法承受这种风险,而少生孩子会加大这种风险。如果只有一个孩子,孩子长大后收入不高,自己又没有社保,养老都成问题。如今,农村确实存在这类家庭。反过来,与对一个孩子投入教育相比,多生一个孩子的风险更低、回报率更高。低收入家庭很自然倾向于多生几个孩子,降低家庭繁衍的风险,分摊养老压力。

有些人指责低收入家庭多生育,其实是不恰当的。这是他们在公共教育不足的情况下降低家庭风险、摆脱贫困陷阱的无奈选择。

其实,低收入家庭并非盲目生娃、粗生放养。他们也有一些策略,比如两代人抱团突围。如果能够跑出一个学习天赋好的,父母和其它兄弟姐妹共同支持他上学。通常,这个人往往是最小的弟弟。这相当于用两代人的努力积累原始资本,只要一个考上大学,整个家庭的命运可能被改变。这种故事在60后、70后农村家庭中不难见到。

80后、90后不少是独生子女,兄弟抱团突围的故事少了。一些农村父母努力节约积累原始资本支持孩子上学。这就是砸锅卖铁的故事。这导致整个家庭紧绷,父母期望高,孩子压力大,偏向于功利主义,渴望快速收回成本,补偿父母节衣缩食的牺牲。这种教育投资模式容易导致孩子缺乏创造力和社会竞争力。

这在广大农村乃至城市都极为普遍,只是程度上有差异。为了节约资本获取最快回报,把所有时间与精力都投入到应试中去,从小开启毛坦厂模式。所以,公共教育资源是突破贫困陷阱的关键钥匙。政府对公共教育的投入,相当于给家庭支付这笔教育投资,节省了低收入家庭的原始资本。只有大量投入公共教育,才能让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安心上学,才可能摆脱贫穷陷阱。

城市的公共教育资源要比农村好得多,中产普遍具备一定的财力与知识投入教育,他们更愿意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一个或少部分孩子上。贫困家庭的策略是多生少育,城市中产则相反,是少生优育。这样的预期收益是更大的,预期风险是更小的。所以,随着经济收入的提高,生育率会下降,中产家庭的边际生育倾向在“育”上。

中产摆脱贫穷陷阱的办法是代际模式。父母这一代人凭借自己的力量摆脱了贫困,获得了一定的原始资本积累,然后用这笔资本投入到儿女的长周期的教育中,希望下一代更具竞争力。这种代际模式相当于将家庭视为一个竞争组织,是最有效率的。

如今,人们对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多,因为教育早已不是几十年前的单纯的学习了,教育拼的是家长和孩子的智力、毅力和家庭资源。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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