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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面临哪些困局?

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难再续。2012-2018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连续7年出现双降,7年间减少了2600多万人,2018年年末全国就业人员总量也首次出现下降。

2008-2018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平均年增长率为-2.84%,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占比,从2009年的42.8%下滑到2016年的35.1%。

近些年,工厂工人加速流向第三产业,如快递、外卖、直播等。2019年快递从业人数突破1000万人,外卖员总数突破700万人。2020年大疫之年,网络配送、直播电商等扩张,加剧了劳动力的迁移。

与第三产业相比,制造业在工资、工作环境等方面的竞争力偏弱,尤其是对年轻人缺乏吸引力。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从事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平台的农民工月均收入为4667元,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为3958元。

新一代工人更易掌握驾驶、网络配送、直播电商等技能,他们更愿意从事相关职业,而不是在工厂工作。报告显示,50岁以上农民工在制造业中的比重快速提升,2008年这一比例为11.4%,2017年超过20%,2019年达到24.6%。

与上一代工人不同,年轻人渴望在城市生活,而高房价提高了生存成本,给他们构成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让他们逃离工厂,工厂的雇佣成本上升。这是货币超发的成本传导机制。

劳动人口下降、工人流失以及工人年龄结构老化,导致制造工厂招工难度加大,雇佣成本上升。问题是,制造工厂的薪资提升空间不足。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中国不少制造工厂不是没有订单而是没有人。他们面临同样的窘境:不提高工资招不到人,提高工资没有利润。这单接还是不接?有些订单为了维持客户关系,没利润甚至亏本也硬接下来。

除了工资成本外,制造业正面临原料和运输成本上涨的压力。大疫之年,全球货币超发,上游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020年中国大宗商品CCPI指数,从4月的113点涨到12月的158点,全年涨幅8.2%。其中矿产类全年涨幅高达44.3%,铜价在2020年下半年累计上涨23.6%。国际原油价格在2020年上半年砸下大坑后快速反弹,2021年3月已恢复到约60美元一桶。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抬高了原料采购成本和运输成本。

如今,中国制造面临人工、原料和运输三大成本上升的压力,而制造企业没有足够的利润空间来消化成本压力。中国制造业平均利润率偏低,工信部给出的数据是仅为2.59%。为什么制造企业不能提高终端价格?

我们先看美国的情况。2021年开始,美国终端消费品价格上涨迅猛。3月份,美国CPI为2.6%,剔除食品和能源的影响后,核心CPI同比增长1.6%,而PPI达到4.2%,创2011年以来最大同比涨幅。美国的市场相对平滑,货币洪流冲击之下,从上游大宗价格,到生产价格,再到终端的消费品价格,都全面上涨。

但是,中国的情况有点不同。中国上游大宗价格和生产价格猛涨,但是终端消费品价格上涨滞后。2021年3月中国PPI为4.4%,而CPI只有0.4%。这是为什么?

我们通常说,货币超发,大水漫灌,引发通货膨胀。但是,如果货币流向被改变,可能出现结构性通胀。比如房地产通胀,制造业通缩,又如上游大宗市场通胀,下游消费市场通缩。终端消费品价格是否上涨(全面通胀),除了货币信用崩盘外,关键看货币是否流向了终端消费市场,即家庭是否有足够的消费能力。

美国市场的价格为何全面上涨?美国的家庭消费能力比较强,这场疫情对美国家庭资产负债表的打击不如2008年金融危机。同时,美国两届政府都给家庭发放了不少货币。大宗商品和生产价格上涨,美国企业会提高终端价格,以消化成本压力。这就相当于超发的货币,通过成本传导和直接注资两种方式传递到了终端市场,提高消费品价格。目前,宝洁公司、金佰利纸业均宣布,因大宗商品成本上涨,计划在下半年上调产品价格,涨幅均为5%-9%。

是否形成输入型通胀?

美元超发,投资需求和终端消费共同推动全球大宗价格上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抬高了中国大宗商品价格和生产价格指数。但是,是否会像美国市场一样上游的价格上涨传递到下游消费品市场?

这要看中国家庭的消费能力。中国发行的货币,大量流入房地产、央企、国企及投资领域,而非消费市场和家庭部门。从整体上来说,中国家庭消费能力偏弱。如果企业提高终端消费品的价格,消费需求下降,销量下降,价格回落。当然,价格弹性小的生活必需品,企业提高价格,销量下滑不明显,这类产品的价格上涨会明显一些。

可口可乐涨价就是最好的例子。日前,可口可乐全球高管表示,未来12-18个月大宗商品环境“具有挑战性”,通胀今年可控,但是2022年是一大挑战,计划提高美国乃至全球范围的可口可乐产品价格。

有趣的是,这一涨价消息在中国冲上热搜,一些网友表示对可口可乐涨价“压力山大”。难道中国人连喝一杯可乐的钱都付不起吗?当然不是,可能是中国消费市场对价格上涨更加敏感。随后,中粮可口可乐不得不对外表示,终端市场的价格不涨,价格调整范围仅限于餐饮渠道的3款易拉罐产品。

这就是中国市场与美国市场的差异。但是,这不能说中国结构性通胀比美国全面通胀更好。不论通胀发生在何时何地,都是一种经济灾害、财富掠夺和精神鸦片。

我们回到制造业。中国制造的上游大宗商品价格和生产价格上涨,下游终端消费品价格不涨、微涨或局部涨,那么上升的成本最终由谁来承担?就如可口可乐如果终端不涨价,上涨的成本压力由谁来消化?

PPI上涨和CPI微涨之间形成的剪刀差,剪得就是制造企业和物流企业的利润。下游大型企业及品牌企业,如可口可乐、沃尔玛、麦当劳、小米、美的电器等,凭借对终端的控制优势,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将成本上涨的压力压给上游制造商和供应商。要不死死压住采购价,要不微涨采购价,然后延长付款周期。一些大型企业的供应商苦不堪言,加工、配套的利润压得极低,付款周期拉长,货物占款规模庞大。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工厂又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原材料。下游大公司又以未结货款为抵押对上游供应商提供贷款,以支持后者购买原材料,持续为其供货。这样,供应商又增加了利息成本。很多供应商不敢失去大客户,仅以微利维持,然后通过大客户的品牌效应来接小客户的订单获利。

除了制造领域,物流运输也遭遇成本挤压。与制造业相关的大货柜运输成本连年上升。半挂牵引车(拖头)驾驶员严重不足,该工种技术门槛偏高,需持A2驾照上岗,驾照升级平均需要3年半。同时,驾驶拖头货车工作强度大、危险系数偏高,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加入,如今主力军依然是70后,90后占比极低。珠三角拖头货车司机的月工资在1万以上,但依然招工困难。成本上升的代价往往通过超速超载超时驾驶来弥补,这就加剧了司机风险及道路事故。

所以,货币超发与成本上涨,对中国制造构成两头挤压:上游大宗市场通胀,下游消费市场通缩,合力挤压中间制造和物流的利润,上涨的成本无法转嫁,最终打击供给,压缩中国制造的生存空间。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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