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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了?

近期,社会在等待原定于4月上旬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国家统计局于4月29日出来回应称,2020年我国人口继续保持增长,具体数据将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中发布。

随着近些年出生人数下降,人口焦虑逐渐升温。公安部户政管理中心公布的新生儿户籍数量显示: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上一年这个数据是1179万。通常,新生儿户籍数量占当年出生人口的比例约为80%,由此大致推出2020年全国出生人口。

我们看近年数据:2017年出生人口是1723万,同比下降63万;2018年出生人口是1523万,同比下降200万;2019年出生人口是1465万,同比下降57万。另外,死亡人口一直在增加,2019年死亡人口已接近1000万。综合这两项数据可推算2020年人口增长情况。

但是,一边是出生人口的快速下降,一边是死亡人数的持续上升,尤其是建国后婴儿潮一代人迅速凋零,很多人担心:人口拐点(这里指人口负增长)或提前到来。

出生人口为何暴跌?人口拐点为何提前到来?如何应对生育问题和教育焦虑?

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全球人口规模持续增长,但人口出生率经历了短暂暴涨后持续下跌。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逼近“人口悬崖”,迎来人口拐点。

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吗?

生育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行为。首先,生育以家庭为单位,生孩子靠夫妻双方,国家、政府和企业都使不上力。其次,生育是一种生理行为,受限于男女资源的有效配置。最后,生育还是家庭及婚姻制度下的代际活动,关系到代际繁衍、基因延续及财富传承,超出了个人的生命周期与预期。

但是,我们可以将生育行为理解为经济行为,这有利于我们认识生育的本质与规律。所谓经济行为,就是每个人、每个家庭生育,都会考虑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用。比如,是否生二胎,我们可能会考虑二胎带来的经济负担,是否造成母亲职业竞争力下降以及身材受损,是否加重老人带孩子的艰辛。这些都是成本因素。当然,我们也可能会考虑,多个孩子给这个家庭带来哪些快乐,给大宝多一个陪伴,给老去的自己多一个保障。这些属于效用因素。

人是在边际上做选择,生育也是在边际上做选择。具体来说,人(家庭)是在生育数量和生育质量上做边际选择。在牛顿尚未降临之前的古代社会,经济长期停滞,技术落后,出生婴儿的死亡率高,成材率极低。人们会考虑增加生育数量,以抵御高死亡率的风险。以前的家庭生得多,但不太关注小孩的教育(成材率低),到了一定年龄,就让小孩去干活赚钱。小孩多可以增加家庭收入,给养老提供更多的保障。

但是进入近代社会后,自由市场、医疗技术及公共教育的提升,大大降低了出生婴儿的死亡率,也提高了成材率。最开始,很多家庭还延续生育惯性,维持着高生育率,但是死亡率的下降推高了新增人口。刚迈入近代社会的国家容易出现一波婴儿潮。

经过一段时间,人们开始反应过来了,死亡率下降了,不需要生育太多,逐渐减少生育率。同时,随着成材率的提升,家庭将更多的储蓄投入到现有孩子的教育上,而不是增加生育数量。

所以,伴随着自由市场、医疗技术及公共教育的提升,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人口质量持续增加。但是,需要注意两点:

第一,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但并不意味着人口一定会出现负增长,甚至走向消亡。

因为人(家庭)是在生育数量和生育质量上做边际选择。如果多生育一个孩子的成本下降、效用提升,出生率也会上涨。比如,过几年你的家庭收入提高,孩子母亲可以辞职做全职妈妈,然后选择生二胎。又如,法国政府最近十多年来着力降低家庭生育成本,生育率持续上升。目前,英美法的人口还是正增长,人口拐点也没到来。

第二,人口出生率下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人口悬崖一般不会突然到来。因为减少生育数量的边际效用,需要由生育质量(孩子教育)的提升来弥补。而教育是一项长周期的投资,如果没有足够的家庭储蓄或者公共教育不足,家庭不会迅速减少生育数量而全情投入小孩教育。

比如,英国、法国、美国的总和生育率下降,经过了上百年的漫长周期。从全球范围来看,人口的总和出生率从之前的6左右快速下降到3左右,然后进入一个相对缓慢的下降过程。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随着避孕套的普及,生育自由再次得到解放,欧美生育率快速下降,然后稳定在1.7左右。整体来看,从1950到2019年,全球总和生育率从4.97降至2.27附近。

以上分析的是人口数量自然演变过程,生育是人在边际上做选择,这个前提是人的选择是自由的,不受任何外力限制的。而人口数量加速下滑和人口悬崖的出现,说明这一前提被改变,生育行为被扭曲。排除战争、瘟疫等因素外,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国际技术迁移与生育政策干扰。

上述我们讲到,英法美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下降是一个漫长的平滑过程,没有出现人口悬崖。

为什么?因为英法美一直是近代技术的探索者以及经济的领头羊,这些国家的自由市场是平滑的,经济及家庭收入的增长、医疗技术的进步以及公共用品的投入,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因此,这些国家的人口,从出生率下降到人口质量的提升,是一个相对平滑的边际替代过程。

但是,新兴国家则不同。二战后,欧美国家积累的200多年的工业技术迅速转移到新兴国家,经济水平、家庭收入、医疗技术、公共教育在短短几十年内彻底被改变。这对人口增长造成一个巨大的脉冲。很多家庭还没反应过来,维持着高出生率惯性,而出生婴儿死亡率又迅速下降,出现了一波巨大的婴儿潮。比如,日本、中国、韩国以及众多亚洲国家都在二战后几十年内出现了婴儿潮。

当时,不少亚洲国家开始实施限制生育政策,比如日本、新加坡、中国都在婴儿潮后期开始限制生育。限制生育政策进一步改变了生育的自由选择,改变了生育的平滑度,导致了数量上的“人口悬崖”。

二是房价高企与公共资源不足。

最近十多年,房价高企,增加了结婚成本,推迟了生育年龄。房价高企和学位房捆绑,增加了生育成本和教育成本,抑制了生育。

如今,房贷是中国家庭的第一债务来源。进入生育年龄的年轻人,不少是独生子女,他们上担负着的父母的养老,自己还要承受高昂的房价和高压的工作,下要承担小孩高昂的教育费用,根本无力多生育。

以上两大因素扭曲了家庭的生育选择,导致出生率下滑,人口悬崖陡峭。中国人口总和出生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这个数据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0以上,低于发达经济体的1.7,低于英法美,与日本、德国相当。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对人口规模有9个预测方案,基于不同假设预测的中国人口峰值最早在2021年,最晚在2044年,其中有7个方案预测的峰值在2032年及以前。

如今,人口出生率快速下滑,人口拐点的时间往前推移。社科院的预测是,如果中国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的水平,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2027年出现。

纠结于未来三年还是五年,意义已经不大,根据上述分析可以推断:不断高涨的房价、公共资源(学校与保障房)不足及不均衡等,正在扭曲生育行为,改变人口曲线,制造人口悬崖,拉近人口拐点。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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