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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是如何扭曲人口生育的?

2021年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了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

近年出生人口数据显示:2017年1723万,同比下降63万;2018年1523万,同比下降200万;2019年1465万,同比下降57万;2020年1200万,下降265万。一边是出生人口逐渐下降,一边是死亡人数的持续上升,2019年接近1000万,尤其是建国后婴儿潮一代人迅速凋零,日渐逼近人口拐点(这里指人口负增长)。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对人口规模有9个预测方案,基于不同假设预测的中国人口峰值最早在2021年,最晚在2044年,其中有7个方案预测的峰值在2032年及以前。

如今,人口出生率快速下滑,人口拐点的时间往前推移。社科院的预测是,如果中国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的水平,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2027年出现。

纠结于未来三年还是五年,意义已经不大,根据上述分析可以推断:不断高涨的房价、公共资源(学校与保障房)不足及不均衡等,正在扭曲生育行为,改变人口曲线,制造人口悬崖,拉近人口拐点。

有人认为,人口增长率下降是全球性问题。有些国家快一些,有些国家慢一些,中国的人口拐点只是比一些国家来得早一些,不必要过度焦虑。

其实不是,这只是表面现象。的确,全球人口出生率下降是一种趋势,但是需要区分原因――自然的边际替代还是非自然下滑:

如果人(家庭)是在边际上自由选择的,那么人口出生率下降会产生替代效应,即人口素质的增加。当家庭收入低时,父母选择少投入教育,多生几个孩子。当家庭收入增加时,父母选择少生育,多投资孩子的教育。这会导致一个比较良性的边际替代:家庭在孩子教育提升获得的效用弥补了少生育的效用损失;国家在人力资本获得的改进弥补了人口数量减少的损失;经济从数量型增长转变为效率型增长(技术与知识创新)。

英美法等发达国家在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上形成了比较良性的边际替代。排除移民因素,英美法不仅人口增速下滑没有一些相对不发达国家严重,还赢得了人口素质的提升。

日本、德国、新加坡和韩国在人口的边际替代上仅次于英美法。日本人口增速在泡沫危机后下滑严重,社会快速跃进深度老龄化。好在日本在危机后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大规模投入教育与科研,人口增速虽没提升,但科技进入全球顶尖水平。德国的人口增速低迷,但其金融制度和房产制度一直抑制着房价和通胀,德国家庭可以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教育和技能上。

如果人(家庭)的生育选择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和限制,那么人口的替代效应可能下降。结果是,人口数量快速下降,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但是人口质量没有提升,技术竞争力不足,经济增长缓慢。落实到家庭就是,孩子生得少,独苗没养好。

比如,普通家庭在深圳购买一套两居室的学位房,8万一平,一共500万。三成首付需要150万,按15年按揭贷款计算,月供2.7万。假如夫妻两人加起来月收入4万(可批贷),每月家庭开支只有1.3万。假设首付款不需要借钱,由家庭储蓄支付。如果加上带孩子的父母其一,这1.3万包括一家四五口的生活开支、孩子的教育费用以及父母的养老。这在深圳是相当紧张的。

这样的结果是:一、不敢生二胎,第二个孩子出生后要换三房(经济条件不允许),母亲工作可能受影响,家庭开支不够;二、孩子的教育投入不足。为什么?在深圳,8万一平的学位房对应的学校教育水平也就一般,参考深圳南山深圳湾学校的中考成绩(学位房20万一平)。每个月家庭开支仅有1.3万,对小孩的教育投资不足。父母一个月工资4万,超出深圳的平均收入,工作压力偏大,对孩子教育时间投入有限。

这个家庭状况还算不错,家庭收入不低,父母健康可带小孩,但结果也是令人担心。

问题出在哪儿?

核心就在房价太高。高房价(学位房)既抑制了生育,又打击了教育;既抑制了消费,还打击了养老。

这好比,一个工厂主手上有1000万,可以选择买入一批设备,扩大量产规模(利润虽然低一些);也可以选择引进一些技术工程师,改进工艺,提高生产效率和利润率。但是,这几年,房租涨价迅猛,这1000万全花在厂房租赁上了,既无能力扩大生产,又无能力提高技术。你说这家工厂有前途吗?

央行学者研究称,人口素质的提升不足以对人口数量下降形成替代。关键的问题是原因是什么?什么阻碍了替代效应?什么扭曲了家庭的生育选择?什么打击了家庭对教育的投入?这些才是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比如教育存在各种问题,家庭对教育的投入很难转化为有效的生产效率。这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人力资本提升对人口数量下降的替代。

如果替代效应不足,社会将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未富先老。

人口曲线不平滑在前期造成婴儿潮脉冲,中期制造人口悬崖,到后期就是人口老龄化脉冲。这导致年龄上的人口结构问题,即老中青幼数量不匹配。

人口出生率曲线陡峭的背后是老龄化脉冲。英法美人口出生率下降周期长,其老龄化的周期也长。从老龄化到深度老龄化,法国用126年,英国用了46年。但是,出生率滑坡的国家,老龄化也在大跃进。日本用了24年,中国预计只需要20年。

要解决老龄化问题,要不保持较高的出生率,要不培养高素质人才。但是,人口曲线不平滑的结果是,既没有足够的劳动人口,也没有一定的高素质人才,创造充分的财富,来满足大规模的养老需求。

数据显示,美国和日本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都在2万美元以上。中国马上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但是人均GDP不过1万美元。这就是替代效应不足(高素质人才不足)催生的养老难题。

在“421”家庭中,未来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这一个孩子身上。但是,对孩子教育投入不足,成材率偏低,一个孩子以后可能需要承担六个老人的抚养压力。六个老人或许有养老金,但是需要孩子投入时间和精力抚养老人。随着老龄化的加剧,这种家庭既没有数量上的优势,也没有质量上的竞争力,唯有一堆生存压力。

最后,这个家庭唯一的财富可能是一套牺牲三代人的储蓄和消费换取而来的房产。但是,随着人口数量下降,人口深度老龄化,房产价格也会下降,家庭唯一的财富可能所剩无几。有人说,房价下降后,生育成本也就下降了,生育的意愿可能会增加。这是房价扭曲对生育扭曲的被动反应。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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