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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孟超:用一生为理想去奋斗 丨纪念吴孟超医生

2021年5月22日13点02分,中科院院士、中国肝脏外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原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吴孟超在上海逝世,享年99岁。吴孟超院士从医78载,直至96岁还依然每周出门诊、做手术。他的一生,完成1万6千余台手术,创下多项我国和世界肝脏外科“第一”。吴孟超院士专业上精益求精,面对科学问题实事求是,对待病人全心全意服务,而令他踏上外科医学之路的则是深深的爱国情怀,也成为他一生的信仰。

2012年,吴孟超被评为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上这样写道:“60年前,吴孟超搭建了第一张手术台,到今天也没有离开;手中一把刀,游刃肝胆,依然精准;心中一团火,守着誓言,从未熄灭。他是不知疲倦的老马,要把病人一个一个驮过河。”

本文为吴孟超院士于2012年11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都高校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上的报告。谨以此文悼念吴孟超先生。

撰文 | 吴孟超

我叫吴孟超,今年91岁,和在座的大多数同学一样也是个“90”后。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外科医生,这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建立肝脏外科与肝癌斗争。

我的经历很简单,先是在马来西亚的光华学校念小学和初中,回国后考入同济大学附中和医学院,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工作在第二军医大学。回顾自己的经历,我最大的感受是,做人要诚实,做事情要踏实,做学问要扎实,而且一定要有自己的奋斗目标和人生理想。而我的目标和理想是:早一天摘掉戴在中国人头上的“肝癌大国”的帽子,让我们的人民健健康康地生活!

今天,我想在这里跟大家谈一下自己的一些体会和感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包涵。

一要热爱祖国和人民

我出生在福建闽清的一个小山村,由于营养不良,3岁时才会走路,5岁时跟着母亲去马来西亚投奔在那里割橡胶打工的父亲。9岁起,上午跟着父亲割橡胶,下午去学校读书。割胶既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性格,又练就了我灵活的双手。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我正在读初中。那时经常遭受外国人的欺负,所以心里特别希望咱们的国家强大。初中快毕业的时候,我和全班同学将募捐来的钱,通过陈嘉庚先生组织的华侨抗战救国会寄给了八路军,后来竟然收到八路军总部寄给我们的感谢信,让我很受震动。后来,我向父母提出要回国参加抗日队伍。就这样,1940年春天,我和其他6个同学一起相约回国。

回国途中遇到的另外一件事更加坚定了我对祖国的热爱。当我们在越南西贡登岸时,验关的法国人要我们在护照上按手印,而欧美旅客都是签字。我就跟那个验关的人说,我们也可以用英文签字,但那个可恶的法国人对我吼道:你们是黄种人,东亚病夫,不能签字!直到现在,那次经历都是我最刻骨铭心的耻辱。我当时就想,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强大起来,我们再也不要受外国人的歧视和欺负。

经过30天的辛苦旅途,到达了云南昆明。我们发现,形势根本不允许去延安。参战抗日的想法无法实现了。我和同学们合计着,继续念书吧。就这样,我考入了因战乱迁到昆明的同济大学附中。后来,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走上了医学道路。

1956年,我听一个老一辈的医生讲,日本的一个医学访问团专家傲慢地说:中国的肝脏外科要想赶上国际水平,最少要30年的时间!听了这话,我心里非常不舒服,并下定决心要证明我们能站在世界肝脏外科的最前沿,要用实际行动为我们的国家争光,为我国的医学争光!

于是,1958年,我们成立了以我为组长的“肝脏外科三人研究小组”,制作出我国第一具肝脏血管铸型标本,创立了肝脏五叶四段的解剖学理论;1960年,我主刀完成第一台肝癌切除手术;1963年,我成功完成国内首例中肝叶切除术,使我国迈进国际肝脏外科的前列;1975年,切除重达36斤的巨大肝海绵状血管瘤,至今还保持着世界纪录;1984年,我为一名仅4个月的女婴切除肝母细胞瘤,创下了这类手术患者年龄最小的世界纪录;1979年,我参加了在美国举行的第28届世界外科大会,报告了181例肝癌手术切除的体会,引起强烈反响,确立了我们在世界肝脏外科的领先地位;21世纪以来,我们的肝癌介入治疗、生物治疗、免疫治疗、病毒治疗、基因治疗等方法相继投入临床应用,并接连取得重大突破,提高了肝癌的疗效。

我现在身体很好,每天正常上下班,一周一次门诊,五六台手术,医院管理上的很多事也要管,平常还飞来飞去出差开会。我觉得,作为一个党、国家和军队培养起来的科学家,我还没有研究透肝病的发病规律,还没有找到解决肝癌的最有效办法,只有倾尽毕生之力,才能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才能对得起我深深爱着的国家和军队!

病人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要把病人当亲人看,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并用最有效的方法给他们最好的治疗。这是我从医60多年始终恪守的医道。

2004年,湖北女孩甜甜被诊断出中肝叶长了个足球般大小的肿瘤。其他医院的医生说,这个肿瘤无法切除,只能做肝移植,需要人民币30万元。甜甜母亲下岗多年,父亲是一名普通职工,30万元对他们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一家人只能以泪洗面。后来,在别人指点下,甜甜和父母带着一丝希望来到我院。在召集全院专家多次会诊后,我和同事们用了8个小时,成功为她切除了8斤重的肿瘤。

1975年,安徽农民陆本海找我治病,他的肚子看上去比怀胎十月的妇女还要大。经检查是一个罕见的特大肝海绵状血管瘤,直径达68厘米!当手术打开腹部时,肿瘤之大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毛骨悚然。12个小时之后,当我把那个巨大瘤体完全切除时,已经没有力气把它抱出来了。经过称量,重量竟达36斤!

今年11月15号,我还做了一台手术:一个新疆的13岁女孩,肚子鼓得像充满气的皮球一样,在很多地方看过,大家都觉得风险很大,不敢给她手术。我给她做完B超后也知道手术风险很大。但是,如果不给她开刀,那么大的瘤子发展下去肯定会要她的命。手术那天,从早上八点半到下午两点多,用了将近6个小时,把瘤子切了下来,称了称正好10斤2两!说实话,手术下来后很累,但我心里还是非常高兴,因为我又救活了一个人的生命!

二科学既要会创新又要讲诚信

1958年,我们“三人小组”开始向肝胆外科进军。我从基础做起,首先是了解肝脏结构,其次是解决手术时出血的问题。

肝脏是人体新陈代谢的重要器官,不同于其他脏器,其他脏器一般都只有2种管道,而它有4种管道,所以血管非常丰富,手术容易出血。如果能够把肝脏血管定型,在不同的4种管道里灌注进不同的颜色,血管走向就一目了然了。为了做成血管定型标本,我们在用作养狗的“狗棚实验室”一干就是4个多月,接连试用了20多种材料,做了几百次试验,无一成功。有一天,广播里传来了荣国团在25届乒乓球赛上夺得冠军的消息。我突然想到,乒乓球也是一种塑料,能不能用它作灌注材料呢?于是,我们就赶紧去买来乒乓球剪碎,放入硝酸里浸泡,这一次,居然获得了成功!此后,我和同事一鼓作气制成了108个肝脏腐蚀标本和60个肝脏固定标本,找到了进入肝脏外科大门的钥匙!

我发明的“常温下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既控制了术中出血,又让病人少受罪,还使手术的成功率一下子提高到90%!这个方法到现在都在用。

1963年,我们准备进军中肝叶。中肝叶被称为肝脏外科“禁区中的禁区”,做中肝叶手术除了需要一定的勇气,更需要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手术之前,我在动物房对30多条实验犬进行实验观察,直到确认已经达到保险系数,才决定在患者身上手术。于是,我完成了我国第一台中肝叶切除手术,也正是这台手术,让我们迈进了世界肝脏外科的先进行列。

创新需要有敢于怀疑、勇闯禁区的精神和胆识,更离不开科学的态度和严谨诚信的学风。因为创新不是想当然,那是脚踏实地的探索,那是日复一日的积累!

孔子曾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将诚信作为立身处事的必备品质,早已成为齐家之道、治国之本。诚信既是一种处事的态度,更是一种道德的标示,对于社会和每个人都至关重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科研成果层出不穷。但另一方面,社会上的各种不良风气也逐渐渗透到学术界,各种各样的学术腐败、剽窃造假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不仅引起全社会的反感,也引发了国外权威杂志对我国学术界的质疑,其带来的危害是难以估量的。学术不端行为既影响创新能力的提升,还败坏了严谨求实的学风,浪费大量的科研经费和资源,结果是学术造假和追名逐利风气扩散、蔓延,导致社会道德沦丧,创新能力下降。这应引起全社会、尤其是年轻人的重视,一定要老老实实做人,严谨诚信做事。

我在这方面对学生要求特别严。在审阅论文时,我对他们的数据和病例都会进行核实,有时甚至连语言的表述方式和标点符号都不放过。还有关于论文署名问题,我没有参与的文章一概不署名,没有劳动就不能享受人家的劳动成果,那种不劳而获的事我不干。有时候他们会说挂上我的名字好发表,我说那更不行,发表论文不是看面子的事,要靠真才实学,你文章写得好写得实人家自然会为你发表,打着我的旗号那是害人害己。还有,我最讨厌那种写文章时东抄西抄的人,说好听点是抄,难听点就是偷!我们医院就曾经有个年轻医生,发表的论文是抄袭别人的,我们在发现后,坚决把他除了名。

我还想跟同学们谈一谈恒心的问题。刚才我说了,我这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那就是与肝癌作斗争。从1958年干到现在54年,但我还没有把肝脏完全弄清楚,还要继续干下去。其实,其中的失败、挫折和磨难,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完的。我也苦恼过、犹豫过、徨过,但我没有退缩,坚持了下来。很多老一辈科学家一生也都只干了一件事,而干好、干成一件事,要付出的努力和汗水也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也希望同学们做事做学问时也有一些恒心,要吃得了苦、受得了罪、耐得了寂寞,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这样才能有所收获、有所成就。

三要下工夫培养年轻人

我进入肝胆外科已经50多年了,做了1万多台大大小小的手术,可以说所有的肝脏手术都做了。但是,我常想:一台手术只能挽救一个病人的生命,对于我们这个肝癌大国来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96年,我用自己的积蓄、稿费和奖金,加上社会各界的捐赠共500万元,设立了“吴孟超肝胆外科医学基金”。2006年,我把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500万和总后奖励的100万全部用到人才培养和基础研究上。有人问我,为什么自己不留一点?我说,我现在的工资加上国家补贴、医院补助,足可以保证三餐温饱、衣食无忧了。可能这就是我的老师裘法祖教授常教诲我的: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

王红阳院士是我学生中的优秀代表。1987年秋天,在中德医学会学术年会上,我发现她头脑冷静、勤奋好学,不久,我推荐她赴德国留学。期间,我们不仅保持着联系,每次到欧洲访问,我都会抽时间去看她,了解她的科研情况。我对她说:“你要回来,医院给你一层楼面,为你建最好的实验室。”1997年,王红阳学成归国,面对中科院上海分院等单位的竞相邀请,她毅然将中德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落户我院。她在肝癌等疾病的信号转导研究上取得了很多突破,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等重大奖项,发表有影响的论文60余篇,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200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10年又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第二军医大学分子研究所所长郭亚军教授是我的第一个博士生,他在美国读书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我也多次去看望他。他回国后,我很希望他能帮助我研究肝癌的防治,但得知学校要成立分子研究所时,我果断地向学校推荐了他。现在郭教授也已经是知名的青年科学家。

我对学生要求很严,规定他们必须有过硬的基本功,做到“三会”,也就是:会做,判断准确,下刀果断,手术成功率高;会讲,博览群书,能够阐述理论;会写,善于总结经验,著书立说。查房时,我经常逐字逐句查看病历和“医嘱记录单”,对出现错误的既严肃批评,又指导帮助。我们当医生的,所做的一切都关系到病人的生命和健康,一点也马虎不得。这么多年来,我培养了上百名学生,不少人成名成家了,或者是一个单位的骨干力量,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他们!

这些年,祖国和人民给了我很多荣誉,但这些荣誉,不是我吴孟超一个人的,它属于教育培养我的各级党组织,属于教导我做人行医的老师们,属于与我并肩战斗的战友们。回想我走过的路,我非常庆幸自己当年的四个选择:选择回国,我的理想有了深厚的土壤;选择从医我的追求有了奋斗的平台;选择跟党走,我的人生有了崇高的信仰;选择参军,我的成长有了一所伟大的学校。

岁月不饶人,但我还想在有生之年再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只要肝癌这个人类健康的大敌存在一天,我就要和我的同行们与它斗争一天。我牵头的新医院和国家肝癌科学中心正在建设当中,明年就可投入使用,到时候我们的平台就更大了,能做的事情也就更多了。为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是我入党和从医时作出的承诺,我将用一生履行这个承诺,用一生为理想去奋斗!

本文原文载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