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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舟事件,历史上并非没有前车之鉴

最近,据说是清华才女的蒋方舟,由于被指媚日和沦为“新生代公知”而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其实,此类事件为数不少,且她们的出现十分容易给中国网民添堵,对中国文化软实力产生负面效应,误导大众,有必要澄清一下。

1927年4月,日本田中义一组阁。很快,为制定侵略中国的总方针,田中内阁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史称“东方会议”。在日本侵华史上,“东方会议”是一次决定“国策”的重要会议。

7月25日,田中义一又向日本天皇呈奏一份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文件,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奏折极其露骨提出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总战略:“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它为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日本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帝国存亡上必要之事也。”

奏折还明确了侵略步骤:“寓明治大帝之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既已实现,惟第三期灭亡满蒙,以及征服支那领土,使异服之南洋及亚细亚全带,无不畏我仰我鼻息之云云大业。尚未实现,此皆臣等之罪也。”田中义一还主张对中国东北和内蒙采取“铁血主义”――武力征服的手段。

众所周知,出师必有名。而田中内阁所谓的“有名”,就是奏折中的“理由”:“此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特殊区域”。

为了支撑所谓的“理由”,日本当局直接发动间谍战略。如《田中奏折》就强调“由陆军秘密费项下,抽出一百万元以内,急派官佐四百名,化装为教师或支那人潜入内外蒙古,与各旧王公实行握手,收束其地之牧畜、矿山等权,为国家而造成百年大计。”

早在甲午战争前,日本政府就在上海设立“经济研究所”,加上之后不久的“满铁”等机构,除充当经济侵略的前哨外,其重要职能就是搜集包括军事、政治在内的文化情报。

其次,日本政府还强调将将文化情报纳入帝国的总体战略,即学术研究结论为日本帝国的大陆政策服务。

1926年(日历昭和十一年),正当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夜,中岛真雄出版了《支回顾录》一书,里面提到:“我矢野博士之研究,阐明满、蒙领土(非支那之领土)之真相于世界当道,……以成新大陆。”

其中“矢野博士”,就是矢野仁一,原为京都帝国大学的教授,他出版于1944年的《大东亚史之构想》一书就是在当时文部省主办的文化讲座上的讲义之集成。

此人直到日本投降的前一年,仍在复弹他的“满蒙非支那领土”的老调,而且仍在为日本帝国编织着“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

实际上,在此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包括汉学家(支那学家)内藤湖南、服部宇之吉等在内的大量的军政人员、学者、职业间谍被日本外务省、陆军军部、文部省等机构派往中国,专门从事文化情报搜集和军事情报刺探活动。

可见,日本将对华文化情报活动作为一种国家战略来实施。

此外,日本帝国政府还统摄了学者、文人有关中国的学术活动,有关部门也经常总结这方面的文化情报,直接服务于国策。如1929年,外务省官员中村久四郎编辑出版了《近代日本支那学研究现状》。

桑兵教授在《国学与汉学》中指出,“在日本逐步推行大陆政策的大背景下,留华学生无论类型如何,甚至包括求学学者,也不能不受此制约。其考察研究活动成就不俗,使日本的中国研究很快发展为当时国际汉学界的中心之一,同时又往往成为日本政府甚至军方了解和认识中国的依据,服务于所谓的‘日支提携’、‘东亚共荣’的国策。”

如今,一些存在遏华倾向或丧失客观公正评价国外,给敌视中国的国家或有历史原罪之国歌功颂德。

这也暴露出了当今中日中外交流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尽管这种赞歌不一定很露骨,但是倾向性已十分明显,遭到广大群众的反感。

这种交流,在没有做出新的调整使之有利于正面宣传中国的交流要求前,理应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