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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本质是什么?如何理解货币的存在意义?

笔者比较认同张五常先生先生的观点:“一纸钞票或一纸支票,皆合约也。”

货币本质是一种合约。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家,张五常擅长从合约的角度看问题。他认为,美元上印刷的“This note is legal tender for all debts public and private”,以及港元上印刷的“Promises to pay the bearer >”,都是合约之辞。

确实,曾经的大米、羊皮、贝壳等商品货币以及金银等金属货币,误导了世人几百年。经济学家误以为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其实,货币只是一纸合约,一纸用于解决市场交易费用(流动性问题)的公共合约。

弗里德曼将货币视为一种资产并无错,但货币为何是资产?货币之所以能够成为资产,是因为它是一纸合约――债务凭证或叫应收票据。

货币是不是金银,是不是商品,是不是纸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货币作为一种合约凭证,能否解决交易流动性问题,能否起到交易媒介的作用,能否降低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最低的交易媒介便是最好的货币。何为交易费用最低的货币?

答案是:币值稳定。只有价格稳定,货币才有信用,人们才敢持有这种货币。反之,人们避之不及,甚至一文不值。

币值稳定,是货币的灵魂。

在商品货币、金属货币及金本位时代,货币中性与否其实并不重要。凯恩斯之前的经济学家大多将货币界定为外生属性,甚至不将货币纳入经济学范畴。这并不重要,因为在那个年代,货币受商品实物或金属约束并不容易扩张。换言之,货币可以保持相对稳定的价格,因而守住了货币的灵魂,不容易爆发货币或债务危机。

但是,自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人类进入信用货币时代,货币中性与否变得极为重要。因为各国央行难以守住发币纪律,容易滥发货币。

弗里德曼在《美国货币史》一书中,使用了接近一百年的历史数据说明了一个道理:但凡币值稳定,宏观经济都稳定;但凡币值不稳,宏观经济则地动山摇。

从货币改革历史来看,1980年代初美联储主席沃尔克降服了通胀稳住了美国经济,1946年德国政治家艾哈德稳住了物价推动了德国经济战后复苏。反过来,一战后的德国魏玛政府、二战中的中国国民政府、1970年代的美国福特政府及卡特政府,都在高通胀中吃了大亏。

这里足以看出弗莱堡学派创始人瓦尔特・欧根的智慧。他认为,货币政策优先原则,是根本性的原则,是整个经济政策体系的核心,央行必须把稳定货币作为其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

欧根说:“只要币值的某种稳定性得不到保障,一切为实现竞争秩序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因此,货币政策对竞争秩序来说是占有优先地位的。【7】”

维持币值稳定永远高于一切宏观经济目标。当央行的这一政策目标与其他经济政策目标发生冲突时,或稳定货币与经济发展出现矛盾时,中央银行必须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坚定不移地把稳定货币放在首位。

欧根说:“不是经济为货币作出牺牲,恰恰相反,币值的某种稳定,才能为经济过程提供一个使用的调节手段”,“坚定不移地把稳定货币放在首位,这样做事实上是对其他政策目标的最大支持,也是对经济发展的最大贡献”。

艾哈德奉行欧根的理论推行经济改革,成功地帮助德国建立了一条社会市场经济之路(详见《这才是真正的德国模式》)。

实际上,经济学家丁伯根的丁伯根法则、蒙代尔的最优指派原则(大拇指原则)以及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都支持欧根的货币政策优先原则。欧根的货币政策优先原则,不但命中了央行的独立性,还命中了货币的本质。

货币最核心的价值便是交易媒介,其灵魂便是币值稳定。欧根抓住了货币的灵魂。

货币作为交易解决方案,拥有降低市场交易费用之价值,属内生之物,而非外生属性。

因此,货币是非中性的。货币的多寡,对产出、收入与就业产生影响。但是,货币非中性,并不支持货币扩张或收缩。

货币,与其它商品一样(不支持洛克、李嘉图的货币需求既定或无限需求学说),只有处于均衡状态才是帕累托最优。货币发行量过大,或者发行量过少,都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从长期来看,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支配,货币超发定然导致物价上涨、资产价格泡沫,最终经济陷入崩溃或低迷――并非休谟、弗里德曼所说的对产出及就业不产生影响。这一点,米塞斯与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要比弗氏更加精微。

因此,货币中性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货币应该处于均衡状态――即维克塞尔认为的“银行利率与自然利率相等时”。当货币处于动态均衡时,货币量的增加或减少,都对经济产生促进作用。这说明,更多的或更少的货币,在帮助市场出清。

不可否认,坎蒂隆和凯恩斯对货币短期非中性的观察是非常真实的。但是,他们并未洞悉货币的合约本质,将货币视为一种真实资产。事实上,只要货币偏离了均衡,这一资产就会缩水,甚至一文不值。

如今的央行创新各种公开市场操作工具,这一做法本质上只是在拖延危机。让多余货币流入房地产,或流入股市,或流入基建,只是掩耳盗铃之举。危机(衰退)只会迟到,但从不缺席。

市场该出清时不出清,货币持续供应,定然会引发更为严重的危机。米塞斯认为,“信用扩张带来的经济繁荣最终出现崩溃是无法避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放弃进一步扩张信用,使危机早一点来,要么推迟危机的发生,让整个货币体系都卷进来并最终爆发更大的危机。”

实际上,即使危机爆发,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拯救市场之举,亦值得商榷。

100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经济学人》传奇总编沃尔特・白芝浩曾经在《伦巴第街》中提出了“最后贷款人”这一原则:

“在金融危机时,银行应当慷慨放贷,但只放给经营稳健、拥有优质抵押品的公司,而且要以足够高的、能吓走非急用钱者的利率来放贷。【8】” 后人称之为“白芝浩原则”。

虽然美联储成立的初衷便是为联储银行兜底,但是这一“天经地义”的“白芝浩原则”,实际上违背了货币这一公共合约,构成了公共利益悖论。

市场交易中都是私人合约和私人利益,无法包容“公共利益”的存在。政府若以公共利益干预市场,无论如何做,都会伤害另外一方,都会破坏交易公平【9】。

但是,货币是市场中唯一的公共合约(详见《我们距离经济危机有多远?》)。这一公共合约的核心内容便是保持适量的货币供给,维持货币价格(信用)的稳定。

除此之外,定向降准,启动QE,为金融机构及大型企业充当最后贷款人,都是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违反了货币的公共合约,违背了市场规律,破坏了市场的供给、价格、奖励及惩罚机制。

因此,鉴于公共利益悖论,市场中货币这一公共合约,不能有任何的价值倾向。其唯一的使命便是维持均衡状态,保持适量供应和币值稳定。

如此便否定了凯恩斯、汉森、萨缪尔森主张的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之功能。

那么,货币如何维持均衡?

弗里德曼的办法是控制货币数量。但是,投资银行兴起之后,市场到底需要多少货币,已难以测量。1970年代蒙代尔、1988年张五常都向弗里德曼提出过这个问题。

但是,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极为稳定,货币增量只要与经济增速保持适当的比例即可(低通胀)。弗里德曼甚至主张将货币增量比以立法、计算机控制的方式来实现,以约束美联储的发币纪律。弗里德曼的做法简单粗暴,但更能抵抗人性之贪欲、恐惧与“道德圣人”。

蒙代尔的办法则是以通胀率为目标,只要盯住通胀率,即可维持货币均衡。但是,物价只是币价之一,利率、汇率、资产价格都是币价的尺度。蒙代尔相当于支持了泰勒原则。

但是,过去四十年,欧美国家物价稳定,但资产价格高企。这就是现代央行放弃弗氏数量论、坚持泰勒原则之问题。

张五常认为无锚货币是种劣质货币制度,他在《经济解释》中提出,“以物品成交价做指数为锚的理想货币制【6】”。但此理想货币制,或许与当今以通胀率为目标的无锚货币并未本质区别。

不过,受此启发,建立一个以物价为基础,包含利率、外汇、房地产及资产价格因子的综合价格指数,作为货币政策之目标,或许更为科学。

如此探寻货币之均衡,即可区分何为大水漫灌,何为帕累托改进。

货币,深不可测。货币本质及规律不明,贸然释放货币,犹如临渊慕鱼而不自知。今日之世界,宽松大潮来袭,货币更可能是一只“灰天鹅”(灰犀牛与黑天鹅的杂交物种)――一种似乎可预知,但不可预见,且危害比预期更为严重的风险事件。

哈耶克曾经告诫世人,笛卡尔理性主义导致人们犯下一个严重的错误――“致命的自负”,他认为“贸易和货币是一个超出理性全盘理解力的神奇世界。【10】”

但是,当今之世界,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理性与敬畏,以及弗里德曼式学者、沃尔克式英雄。

参考文献:

【1】国富论,亚当・斯密,商务印书馆;

【2】休谟经济论文选,大卫・休谟,商务印书馆;

【3】商业性质概论,理查德・坎蒂隆,商务印书馆;

【4】美国货币史,米尔顿・弗里德曼,北京大学出版社;

【5】货币的祸害,米尔顿・弗里德曼,商务印书馆;

【6】经济解释,张五常,中信出版社;

【7】经济政策的原则,瓦尔特・欧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8】伦巴第街,沃尔特・白芝浩,商务印书馆;

【9】我们距离经济危机有多远,清和,智本社;

【10】致命的自负,哈耶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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