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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面临的真正的粮食危机是什么?

“如果主观因素,如市场壁垒、土地制度、粮食收购等,抑制了农业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那么农民、人才、资金、土地则长期从农业流向工业领域。这是中国粮食安全的长远隐忧。”

入世后,中国利用全球化资源优化了国内粮食结构,提高了粮食产量。这里的全球化资源包括商品资源,还包括关键的农业技术资源。

种子技术革命,是现代农业增产的根本动力之一。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种子出口国和技术强国。

美国孟山都、杜邦和先正达三巨头控制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种子销售。

中国是全球种子进口大国。种子进口国高度集中在美国、荷兰和日本三个国家,其中对美国的进口依赖度是最高的。

2000年开始中国种子进口总额持续增加,从7740.87万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30122.98万美元。中国种子进出口贸易长期处于逆差态势。其中,2006年种子进口总额达到了32837.51万美元,逆差额达到最大的2.33亿美元。

在全球前十名国家种子进口贸易总额中,中国在2000-2010年间的进口占比遥遥领先。其中,2002年、2003年进口占比超过90%,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均超过80%。

比如,美国黄沙大豆是1990审定的高产品种,在美国亩产高达千斤以上。次年,引入中国,亩产也接近千斤。不过,中国的种植成本比美国高不少。这是为什么

除了种子外,农业机械、农药化肥及现代化大农场管理也是现代农业革命的关键。

上个世纪40年代,美国农场开始大规模引入联合收割机,粮食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美国约翰・迪尔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机械制造商。它与凯斯纽荷兰、爱科集团和日本的久保田占据了世界农业机械市场的半壁江山。最近20年,中国大面积普及农业机械。近些年,岭南丘陵一带都引入了小型联合收割机。

化肥中的氮,原本是二战中炸药的主要成分。战后,原本军用的氮和硝酸盐生产工艺民用化,农业化肥技术突飞猛进。尤其是六十年代后,矮秆杂交种子研发成功,使作物在吸收化肥后不会倒伏,化肥在美国农场大规模使用。美国科赫肥料和CF肥料是世界级肥料制造商。最近几十年,中国粮食增产得益于化肥技术的进步,但存在过度用肥的问题。

再看农药。以草甘膦为例,草甘膦又称除草剂,可以快速高效地控制杂草,大大节省了人力。美国孟山都开发了抗草甘膦的转基因作物,主要是大豆、玉米和棉花。在这类转基因品种上使用除草剂,效率高且不伤害作物。目前,这三大作物分别占据了美国栽培面积的90%、67%和67%。美国孟山都、杜邦和先正达还是农药生产巨头占据了全球一半的农药销售。

从经济学的角度,耕地的肥力会呈现递减规律,从而导致粮食产出持续递减。这是当年马尔萨斯做出悲观判断(马尔萨斯陷阱)的主要依据。只有提高技术水平,推动边际递减曲线右移,才能避免粮食产出持续递减。这就是现代农业技术解决粮食危机的经济学解释。

但是,另一个角度反映,中国农业技术水平还比较落后。我这里引用彭博社专题文章《耕耘世界―中国在全球布局以防粮食危机》中的数据【3】:

化肥使用量:中国每公顷农田的化肥施用量接近600千克,远超世界平均线,是美国、印度、巴西、法国的两到三倍。另外一个数据显示,中国农药施用量也是欧美国家的一到六倍。

图:中国、美国、法国等国化肥施用量,来源:彭博社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户均耕地面积小,规模经济不足;二是国产化肥、农药技术偏低。

这说明中国农耕还处于粗放状态,技术含量、经济效率和规模经济偏低。浙江大学谷保静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的文章通过量化统计显示,户均耕地面积每增加1%,每公顷化肥和农药施用量分别下降0.3%和0.5%。【4】

图:中国(红)、日本(灰)、巴西(绿)、印度(黄)、欧盟(橙)、美国(浅蓝)、世界平均(深蓝)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自1960 年来的变化曲线

为什么中国的农业技术水平整体偏低?

主要原因有三:

一、农业技术水平上游的育种、化工、高端制造缺乏竞争性。

中国90%的农作物品种是由500多家科研院所完成的。据统计,目前全国市场上有1万多个合法品种,其中有种植面积的仅有3000多个,占30%左右;有70%左右的品种种植面积很少,甚至没有种植面积。【5】另外,农业、化肥的上游原料及技术主要在中石化、中石油手上。

二、粮食下游收购市场缺乏竞争性,粮价偏低抑制了积极性。

三、农产品及技术进口受限制,降低了国内市场的竞争性。

中国加入WTO时只保留了八种商品的进口国营权,其中包括粮食、棉花、植物油、食糖、化肥五类。

四、农村集体土地缺乏流动性,难以产生规模经济,抑制了经济效率、农业机械及农业技术进步。

彭博社专题文章显示,中国93%的农场占地面积小于2公顷,美国89.3%大于5公顷。澳大利亚每个农民耕作面积为156公顷,美国为73公顷,法国为25公顷,中国只有0.5公顷。【3】

中国“碎片化”经营的原因是,在现有的农村集体土地制度下,土地很难流转。很多农民既在城镇打工,又兼顾种植少量的地。在种情况下,施肥用药偏于粗放,大型农耕机械无法派上用场。

农业技术和土地制度抑制了农业经济效率,导致农民流失,土地荒芜,村庄荒凉。

浙大谷保静团队调研全国范围内逾2万农户发现,在“打工”与“种地”之间,存在一种预期收入的竞争关系。研究量化分析认为,18亩是一个临界点。耕作面积超过18亩后,农民才觉得专心农业劳动比进城打工更为赚钱【4】。但是,中国的户均面积远低于这个规模。

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农业人口转向工业,农村人口转向城市,是大势所趋。比如,1900年,41%美国人是农场工人,现在只有不到1%美国人在农场工作;1940年,美国有700万人在农场,但现在只有2万。

这里需要区分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客观上,农业是天然的“计划经济”,受限于气候、土壤及季节周期。农业的土地、农民无法在全球化市场中流转,也影响了农业效率。工业多数不受气候和季节周期限制,资本和高级人才可跨国流通,工业效率较高。农民倾向于从农业流转到经济效率更高的工业领域赚取更多收入。

如果经济资源是自由流动的,工业的经济效率对农业和服务业产生溢出效应。大量农民在工厂中赚取更多的收入,然后购买更多的粮食、食品,从而带动农业增收。于是,一些农业技术工人、资本也会进入农业,提升育种技术,扩大种植规模,使用农业机械。如此,农业的效率限制逐步会被农业技术进步解放。

图:各国农场规模、耕地面积、劳动生产力及城市化,来源:谷保静团队【4】

最后,农业与工业之间形成一种竞争动态平衡。正如今天的美国,84%农产品由大型家庭农场提供,大型农场带动了农耕机械工业发展。美国农业飞行员一年的收入不低于商飞飞行员。

但是,如果主观因素,如市场壁垒、土地制度、粮食收购等,抑制了农业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那么农民、人才、资金、土地则长期从农业流向工业领域。这是中国粮食安全的长远隐忧。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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