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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如何正确地干预经济?

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自由放任,也不是干预力度太强,而是干预政策迷失了降低交易费用这一方向,放弃了经济效率这一目的。经济效率与交易费用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反对干预主义的普遍观点是,政府应避免宏观干预、微观干预,尽量使用第一类的福利政策来帮助国民共度难关,如此可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费用。

诚然,失业金政策优于政府投资解决就业,减税优于出口退税。税率高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转移支付效率,即税收的使用是否有助于交易费用的降低。这是方式问题,政府应当使用转移支付、福利政策来降低交易费用。

然而,福利政策扩大化,尤其是福利民粹主义,导致福利政策放弃了经济效率这一根本目的,而追求结果公平,满足选民需求与政治需求。福利民粹主义刺激财政及货币政策持续扩张,进一步导致公共用品及政策破坏经济效率。

自庇古以来,福利经济学一直都没有给福利政策提供科学的解释。这导致福利政策被公平主义误导,甚至被强盗逻辑挟持。

社会保险、失业援助、福利住房、少数裔的补助等福利政策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结果公平,占多数的中低收入者便容易挟选票要福利,从而破坏竞争规则与社会道德,导致“我穷我有理”、搭便车、吃大锅饭及共同贫穷。

2008年金融危机激发了民粹福利主义运动,奥巴马疯狂借钱大搞社会福利,将国债规模翻倍至19.6万亿美元。特朗普接手后只用了三年的时间,就将国债推高至22.3万亿。疫情期间,特朗普政府又推出了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其中5600亿美元是直接补贴给家庭与个人的现金,占美国GDP的2.9%。

以2018年为例,美国联邦政府支出4.15万亿,“法定强制支出”部分,医疗1.11万亿,社保9980亿,失业困难救济2970亿,联邦养老金2650亿,合起来2.67万亿,占财政总支出的65%。

再看对黑人的优惠政策。在美国历史上,反对蓄奴、解放黑奴的主要是共和党,但黑人普遍支持曾经奴役黑人的民主党。主要是因为民主党人小罗斯福总统在大萧条期间实施新政让黑人受益,同时在60年代民主党人约翰逊总统推行“种族优先”政策。

这种偏离了经济效率的种族优待政策,其实是害了黑人群体,也成为当今美国种族问题畸形化、民粹化的重要原因。从60年代开始,大量黑人为了获得更多补助而选择不结婚、不工作,导致黑人家庭分崩离析,单亲黑人儿童暴增,黑人儿童受教育不足,黑人犯罪率增加,进入“贫困陷阱”。

图:干预力度与经济效率,来源:智本社

英国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成立了一个名为“基本收入地球网络”(BIEN)这样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推进斯坦丁的“基本收入”福利理念,即定期无条件付给个人一笔适当数额的金钱,给人最基本的经济安全感。【3】包括马斯克、扎克伯格、比尔・盖茨及经济学家布坎南都认为,基本收入是一项公民应得的“新人权”。

基本收入,是一项好的福利政策吗?

关键的问题并不是支持或反对基本收入,而是基本收入应该遵循经济效率这一基本目的。很遗憾的是,在其最新的中译版著作《基本收入》中,我并没有看到,他在这方面的敏锐意识。

相反,这位经济学家偏离了英国保守主义传统。以结果公平为目标的福利政策,定然将财政赤字及经济效率拖入深渊。

当今世界,福利民粹主义刺激财政扩张,财政扩张导致财政赤字货币化,将财政及货币政策沦为公平主义的附庸。

当然,我并不反对公平,但一切福利政策及公共用品应该追求机会公平,而非结果公平。以经济效率为目的的福利政策,与机会公平一脉相承。只有追求机会公平,才能提升经济效率。相反,追求结果公平,其实是在破坏自由竞争的公平规则。

最近,山东高考替考事件为何引发巨大的社会反响?教育公平是基本的机会公平,广大学子忍受了学位房、各省录取分数之不公,只求高考公平。高考公平几乎是中国机会公平的底线。

正如弗里德曼所言:“一个社会如果把平等置于自由之上,就既不会有自由也不会有平等;如果把自由置于平等之上,就能同时得到更高程度的自由和平等。”【4】

追求机会公平的福利政策与经济效率、自由市场是高度统一的。我多次在智本社的文章中提出这个观点,救助穷人的目的并不是结果公平,而是提高穷人的自由选择度,从而提高经济效率。社会保险、失业救助、福利房等福利政策,为中低收入者在失业及经济困难期内依然保持更多的自由选择,避免就业市场、房地产市场、医疗市场等刚需市场的价格扭曲,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房地产市场因刚需矮化容易导致价格扭曲。住房福利政策旨在提高中低收入者的自由度,改变市场扭曲。但是,一些国家的住房政策及调控政策却背离了效率目的,转而追求土地财政、经济增长。

米塞斯在其著名的《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强调:“我们唯一的主张是:保障一切劳动者的自由,保障使人类创造出最高劳动效率的劳动制度”。【5】所有的福利政策及公共用品都应该致力于劳动效率。

当今世界经济问题是交易费用太高。背离经济效率的福利政策、房地产制度、财政赤字货币化、货币扩张、移民制度等反而大大提高了交易费用。

1986年,诺斯发现,美国经济的交易费用从1870年占GDP的25%,上升到1970年的45%。交易费用持续攀升,经济将陷入停滞。当今世界,建立在高负债之上的极高的交易费用,将世界推入“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高福利、高货币、高债务”的日本化常态。

不过,有一种观点认为,世界各国若真进入日本化常态,可能还是一件好事。这说明人类找到了另外一种共度危机的办法――政府加杠杆为民众兜底。

诚如上述,交易费用和经济效率依然是选择的关键指标。日本化常态的交易费用更低,但是损失了长期的经济效率;以经济效率为目标的福利政策或许更有效率,但短期的交易费用更高。

正如哈耶克在其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中指出的:“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6】

观念,甚至意识形态,塑造或扭曲了这个世界。当所有人认为公共用品及公共政策应追求结果公平,以机会公平为导向的福利政策便会丧失效率,甚至抬高交易费用。当所有人认可日本化常态后,任何游离于国家主义之外的个人勇气及责任都显得格格不入。

最卑劣的观念(制度)无疑是利用和纵容人性之恶,将人类囿于囚徒困境之中。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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