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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行业适合政府干预,哪些不合适?

所谓经济干预,通常有四类:

一是国家机构提供公共用品和公共服务,比如政府、国防、警察、法院、国会、公共卫生、基础教育、基础设施、社会福利及制度法令等。

除了无政府主义者,绝大多数学者包括经济学家都认同这类经济干预,其中新制度经济学家、福利经济学家极力支持。

二是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而实施宏观干预,即以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为主的逆周期调节,通过加大政府投入,提振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复苏。

凯恩斯主义者主张宏观干预,新古典主义者则普遍反对。

三是政府出于各种目的而实施微观干预,比如价格管制,产能限制,产业补贴,设置准入门槛,进出口配额,出口退税,贴息贷款,等等。

重商主义者支持微观干预,凯恩斯主义者普遍反对,新古典主义者极力反对。

四是政府直接接管经济活动,垄断军工、航天、石油、通信等核心产业,甚至投资各类产业。

除了苏联计划主义,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反对这一做法。

当前,经济学家普遍讨论的经济干预主要是第二、第三类。不过,这种简单分类反而遮蔽了经济学家透视问题本质之双眼。

经济学家必须解释上述第一类干预中国家及公共用品的存在。如果无法解释国家的存在,经济学的大厦就崩溃了。国家割裂了市场,限制了劳动力、资本、科技、信息的自由流通。那国家为何还是存在?

比如,法定货币便是国家制度的产物。货币为什么由国家垄断?货币主义创始人弗里德曼对此难以自圆其说。如今,法币制度与经济全球化矛盾深远。

又如,一国对他国发动贸易战,是否具有合理性?如果贸易战是一种公平秩序矫正的极端手段,经济学家是否支持?

再如,政府推行福利政策,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平衡财富,这是否意味着对市场分配机制之否定?经济学家该如何合理解释福利制度的存在?

再看第二类干预,2008年金融危机后,宏观干预大行其道,如今已走出一种模式叫“日本化”。世界经济“日本化”是否有合理解释?如果这一趋势存在问题,那么问题的本质又是什么?

接着看第三类干预,历史上绝大多数微观干预都以失败告终。但同样需要解释两种现象:

一是税收制度是否也是一种微观干预?

二是每个行业几乎都有准入门槛,如律师、会计师、电工等职业资格门槛,石油、银行、航天、证券等资本、信用门槛,这些准入门槛同样阻碍了自由竞争,如何解释?

最后看第四类干预,几乎没有经济学家支持这类干预。但其实,在极端情况下,如战争,第四类干预与第一类干预并无本质区别。经济学家该如何解释战时状态中的国民经济国家化?

以上分析,我并不是为了支持干预主义或支持自由主义,而是为了抓住问题的本质。长期以来,很多经济学家对二者的矛盾之处理,游离于表面的“面粉与水”之关系,即水多了加面粉,面粉多了加水。

其实,不管哪一类干预,经济学家都必须在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之间找到一条共通的逻辑(不是平衡术)。而这条共通的逻辑便是新制度经济学主张的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s),是由罗纳德・哈里・科斯在1937年《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的。所谓交易费用,是为了完成交易所必须的度量、界定和保证产权、搜寻交易伙伴和交易价格、进行交易谈判、订立交易合约、执行交易和监督违约的行为并对之制裁、维护交易秩序的各种费用的总和。

在科斯那个年代,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自由主义与计划主义之间长期论战,很多争论已经上升到了意识形态层面。所幸的是,科斯是一位冷静睿智的洞察家。他发现,如果自由市场总是有效的,那么还要企业做什么?如果资源配置都交给市场,那么就需要无数个交易者进行无数次交易,最终自由市场会因费用过高而崩溃,企业存在的目的则是通过内部计划、整合资源,以降低交易费用。

科斯没有站队,而是拿出交易费用这把尺子,冷静地指出,计划还是市场,关键看谁的交易费用低。【1】

交易费用,便成了干预与自由之间、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共通逻辑。

后来,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奥利弗・威廉姆森继承了科斯的思想,他形象地将交易费用比喻为物理学中的摩擦力。威廉姆森在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书中,拓展了交易费用理论,将企业、工会、大学、政府等视为资源的计划组织者,这些计划组织者和经济制度存在的目的是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率。【2】

这就解释了国家、政府、制度及一切公共用品存在的理由。

国家保护私人财产,维护交易秩序,降低交易费用。但是,当国家制度阻碍了资源的全球化配置时,国家制度则需要让位于经济效率。如欧洲国家向欧盟让渡关税、财政、货币等主权。因此,全球化的过程是国家主权不断对外让渡的过程。内政问题往往也是外交问题,或者是全球化共同秩序的问题。

货币为什么要国家化?统一货币为了降低交易费用,法定货币信用更好,经济效率更高。现在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信用货币是否比金本位法币更好;二是法定货币如何化解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

图:干预力度与交易费用,来源:智本社

我们看第二类干预,弗里德曼从理论上和统计学上证伪了凯恩斯学说。宏观干预唯一的理由似乎只有降低交易费用。当经济危机来临时,财政及货币扩张带来的后果,包括破坏竞争规则,阻碍市场出清,引发资产泡沫或通货膨胀,拉大贫富差距。选择不干预的代价是社会秩序崩溃。

交易费用决定了宏观干预与否。当今世界不少国家越来越倾向于宏观干预。全球经济加速日本化,其实质是国民愿意以透支国家信用、全民埋单、经济停滞的方式及代价共度危机。

再看第三类的行业准入。货币发行、医疗医药、银行证券等领域的准入门槛高,行业管制多,但服装、文化、影视、电子等领域的准入门槛就低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也是交易费用。

比如,药品关乎性命,无法完全交给市场试错机制和声誉机制,必须有极高的准入门槛。医生行医资格要求严格,新药上市必须经过大样本随机双盲试验以及层层审批。

反观,多数国家的文化创作领域的交易费用很低,准入门槛自然就低,产品难有统一的标准,只设置不抄袭、不诽谤及新闻客观性等基本的法律标准,最大限度地交给思想市场去博弈、试错。

最后,当交易费用极高时,可能触发战争、贸易战及经济国有化。这种极端手段目的是政治化的,还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这往往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前途。

所以,干预力度与交易费用呈正相关,交易费用越高的行业、领域,所需要的干预力度越强。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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