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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逆全球化”?逆全球化原因为何?

在讨论'逆全球化“之前,我们不妨思考下全球化对不同国家来说是不是一件“好事”?

全球化经贸关系,是由无数个市场契约构成的,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但是,民族国家中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群体非理性及国家力量,对全球化并不友好。

理论上,全球化对所有国家都有利。

全球化对后发国家有利,因为信息、知识及通用技术具有外部性,后发国家可获得大量现成的知识及技术转移。

全球化对发达国家也有利,因为发达国家的货币具有外部性。但是,一些发达国家往往利用其货币作为“世界货币”的垄断优势,向全球攫取铸币税。

现实中,全球大多数冲突均源自全球化带来的外部性。

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打击,首当其冲是对政府权力的削弱与制约。

在加入全球化前,政府垄断了国家权力,扩张多少货币,发行多少政府债券,政府说了算。加入全球化后,各国政府的权力被削减,政府之间相互竞争与合作。如此,一些国家的政府会主动排斥全球化,或仅将全球化作为一种工具。

在非洲、中东、亚洲、南美等一些国家,政府并不愿意过度参与到经济全球化。即便全球化能够改善国民的生活,这些政府也可能拒绝全球化。相反,他们倾向于唤起国家主权、民族意识,以避免手中的国家权力受制约。

如此一来,各国全球化程度差异巨大,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矛盾更加突出。

例如,欧洲谴责巴西放任亚马逊雨林火灾蔓延,巴西总统则认为这是巴西主权,他国无权指手画脚。欧洲人渴望“地球之肺”的新鲜空气,巴西政府考虑的是当地农民的生计,默许火烧雨林开垦农田。

七国集团表示,愿意筹措2000万欧元帮助亚马逊灭火。巴西总统对此嗤之以鼻,并称西方援助是“帝国主义侵犯主权,另有所图”。

又如,关于疫情信息问题,各国政府争议巨大。疫情信息,是不是国家主权?如果世界是隔绝的,俄罗斯是否公开信息,与他国无关。但在全球化时代,疫情信息定然超越国家主权,作为全球共享的信息。任何国家政府都不能以国家主权之名隐瞒疫情信息。

再如,关于疫情的防控模式,各国争议同样巨大。疫情能否有效防控,取决于防控最差的国家。如果防疫最差的国家政府不作为、乱作为,他国能否对其“指手画脚”?这个国家的政府能否以他国干涉国家主权之名反击?

当今的世界,“一人得病,全球遭殃”,疫情全球化对国家主权构成了挑战。

其次,全球化可能给国家治理带来弱化的问题。

全球化主要是由自由市场推动的,但是自由市场伴随着各种外部性风险,比如空气污染、难民问题、种族融合、金融危机、病毒“世界大流行”。

全球化程度高的国家,其国家主权及政府行政权力被弱化,这弱点在疫情面前被放大化。

疫情来袭,这些国家政府无法立即封城、宵禁、停产。在欧洲,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任何一个国家若采取这种模式,对他国的经济打击难以想象。但是,一旦一个国家被攻陷,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对他国来说同样是灾难。

全球化导致的国家治理弱化,难以应对全球化风险。全球化程度高的国家如美国、欧洲,被病毒传染的风险更大。这就是全球化的脆弱性。这并不是支持反全球化、逆全球化。

国家治理弱化的部分应该由国际组织填补,但是国际组织的全球化治理退化,给病毒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漏洞。

如今的国际组织脆弱不堪,世界贸易组织缺乏应对疫情的预案,世界卫生组织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备受争议。

欧盟算是比较成功的国际化组织,但是依然在这次疫情中暴露了缺陷。意大利防控失利主要原因是医疗资源不足。意大利长期受债务危机困扰,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扩充公共医疗资源。意大利政府的财政赤字受欧盟约束,财政扩张受制于欧元区货币扩张。这是欧盟强货币与弱中央财政的治理问题。

为了规避疫情全球化风险,各国开始退缩到国家主权、经济主权的界限之内,政府趁机强化行政权力。欧美很多自由主义学者担心,疫情过后是否会带来大政府主义,生活在“皮下监视”之中。

当前,各国出台了临时防御法案或行政令,防控模式及执法程度差异巨大。这可能引发国家主权及公民权冲突。

比如,新加坡对防疫违法严惩不贷,若他国公民遭遇新加坡政府制裁,是否涉嫌侵犯他国公民权?尼日利亚商人在广州的防疫冲突事件,上升到外交层面。非洲国家的种族及民族意识颇为敏感。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指出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矛盾:“这个世界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不同步。国际经济体系已经全球化,而世界政治结构还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1】(世界秩序,基辛格)

当前的全球化秩序,始于二战后,在八九十年代充分发展,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开始崩溃。中美贸易战是全球化秩序矛盾的焦点,新冠疫情或许是压垮全球化秩序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个维持了70多年的全球化秩序,由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维系,是人类大规模协作的丰碑,给世界带来了长久的和平与繁荣。

比如,承认民族自决权,结束了殖民统治。《联合国宪章》将“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的友好关系”确立为联合国的宗旨之一。

不过,维持这一全球化秩序的压舱石是贸易全球化(注意:本文讨论的全球化秩序主要指全球化经贸秩序及国际货币体系)。

朝贡体系、政治联姻、军事同盟均无法持续维系国家关系,唯有网络密布的经贸关系才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金融化、信息化及跨国公司三股势力掀起了全球化大潮,新兴国家加入其中,全球化一日千里,贸易规模迅速膨胀。

如今,经贸这块压舱石如此厚重,全球化秩序为何依然岌岌可危?

主要原因是经济全球化本身存在两大难以克服的矛盾:

一、贸易全球化与法定货币之矛盾

当今贸易全球化秩序是以美元为基石的秩序。但是,这一秩序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特里芬难题。

所谓特里芬难题,即美元作为全球最大的国际结算货币、储备货币,定然需要不断地向海外输出美元,如此会导致美国长期逆差;长期逆差又难以维持美元的币值稳定。简单来说,美国无法同时做到既出口美元,又出口商品。

欧洲国家抓住这一弱点,用大量的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导致美国黄金亏空,爆发美元贬值危机。最终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盘,国际汇率动荡不安,重创全球化秩序。

后来,世界进入信用货币和浮动汇率时代,美元无需咬紧并刚兑黄金,美联储获得了更大的灵活性。但是,特里芬难题依然存在。

在出口美元与出口商品间,美国选择出口美元。最近40年,美国保持相对强势,贸易逆差持续扩大,本土制造业出现空心化。由于美元不再是刚性兑付,他国无法像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样直接兑换黄金导致美元贬值。

但是,实体产业空心化会慢慢侵蚀美元的信用基础。为了维持美元的信用,美国不得不在军事、金融、国际政治及公共用品建设上持续增加筹码。如此,美国政府发行大规模的国债,他国用美元购买其国债,将美元回流到美国本土。

但是,大规模的国债其实是在透支国家信用,最终亦无法支撑美元。所以,如今的全球化秩序依然无法逃脱特里芬难题。

特里芬难题的本质是,美元作为美国的主权货币,又是“世界货币”。依靠主权国家货币来充当国际清偿能力的货币体系,定然因“特里芬难题”而走向崩溃。而且,目前还没有出现成熟的替代方案。

这体现了贸易全球化与货币主权化之间的矛盾。特里芬难题如鲠在喉,是全球化秩序崩溃的内在动因。

二、资本全球化与劳动本土化之矛盾

现行的全球化秩序中,还存在一组尖锐的矛盾:资本全球化与劳动本土化。

资本是天然的生产要素,但是劳动者不是天然的生产要素。资本为逐利而生,无国界;但劳动者,首先是一个社会人,然后才是劳动者(经济人),而且是有国籍的劳动者。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与劳动自由度差异形成了一道财富裂痕:资本可以在全球自由配置,在全球获取利润。但是,劳动者由于受到国籍等限制,无法在全球自由流动。

比如,美国的企业因本土工资高,将资本、设备、工厂转移到工资更低的中国,然后赚取利润。但是,美国和中国的工人却无法在全球自由流通。中国的工人,无法到美国就业赚取高工资;美国铁锈地带的工人也无法到中国来就业,只能处于失业状态。

一旦这个国家的产业及工厂都迁移到海外,而这些工人又无法到他国就业,那么他们将面临失业。工人重新培训再就业的门槛往往很高,转业的成本阻碍了劳动力在不同行业间流通。

反过来,埃克森美孚、苹果、摩根大通、高盛等跨国公司在全球获利丰厚。

英国经济学家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的经济逻辑推测:“经济增长的结果,将是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工资与利润之比朝着不利于工资的方向变化。”【2】(《用商品生产商品》,斯拉法)

如今全球贸易基本以比较优势为基础。有人感叹中国劳动力价格上涨,比较优势正在消失。其实,长期维持一种比较优势是有问题的,说明这两个国家存在限制要素流通的因素。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有一个前提是两国之间要素不流通。中国一直维持低薪酬,说明工人无法自由流通到国外谋取高薪酬。诚然资本的全球流通,可以平抑中美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但是,劳动力的限制性流通,极大地扭曲了两国的工资价格。

这两组矛盾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这两组矛盾共同导致经济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扩大,即华尔街纸醉金迷与铁锈地带芳草萋萋。

特里芬难题和资本全球化,有利于美国金融产业发展。跨国公司在美国享受廉价的美元,在中国享受廉价的劳动力,同时还享受各国低廉友好的资本税。

而特里芬难题和劳动本土化,导致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工人失业及中产阶级萎缩。美国的贫富差距正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迅速扩大。

自1997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下滑了大约30%,美国制造业中产受到沉重的打击。

1973年至2017年,全球化加速的40年中,美国生产率在提高了77%的同时,工薪阶层工资仅有12.4%的增长。

1980年,美国收入前40%的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收入后60%的家庭的平均收入的4倍。到2016年底,两者的收入之比增加到了10倍。

世界银行绘制的“大象曲线”说明,过去四十年,银行家、跨国公司股东等全球财富占比前1%的富人,其财富迅速增加,而原全球财富占比10-25%的中产则快速萎缩。

可见,这种全球化秩序是一个高美元、高赤字、高债务、结构失衡、贫富悬殊的国际秩序。这一秩序的获益者是建制派、华尔街及跨国公司,受害者是美国制造界、蓝领工人及中产家庭。它体现了全球化秩序与个体利益之矛盾。

这一秩序最终引爆了2008年金融危机。

美联储长期以“不对称操作”为金融界输送美元,持续积累金融风险。小布什政府时期,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让中产阶级及蓝领家庭能够买得起房,鼓励次级贷款,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

金融危机后,全球化秩序逐渐走向崩溃。

基辛格说:“每一种国际秩序迟早都要面对挑战其凝聚力的两种倾向的影响:要么重新界定合法性,要么均势发生重大变化。当支撑各种国际安排的价值观被根本改变时,就会出现第一种倾向。”【1】(世界秩序,基辛格)

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民粹主义崛起,美国蓝领工人试图借助选票政治来改变生活处境。底层民众呼吁平等、公正的价值观,开始颠覆过去的全球化秩序。

奥巴马政府试图通过扩大转移支付,推动医保改革,来改善低收入者的处境。特朗普的做法比奥巴马极端得多,他一边扩大转移支付,另一边试图彻底打破原有的全球化秩序。

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时说:

“长久以来华盛顿的一小群人攫取了利益果实,代价却由人民承受。华盛顿欣欣向荣,人民却没享到财富。政客们塞满了腰包,工作机会却越来越少,无数工厂关门。建制派保护的是他们自己,而不是我们国家的公民。”

但是,特朗普打破的这个秩序,不仅仅是美国的秩序,更是全球化秩序。大洋彼岸搞斗争,掀了桌子,冲击到了中国。

这就有了中美贸易战。(详见智本社课程《中美贸易战》)

疫情,加速了这一秩序的崩溃,加剧了中美关系的对立。

逆全球化,去中国化,背后的实质是旧秩序的崩塌。

参考文献

【1】世界秩序,基辛格,中信出版社;

【2】用商品生产商品,斯拉法,商务印书馆;

【3】金融开放仍有瓶颈,黄奇帆,中国企业家杂志。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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