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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为什么是“白银帝国”?

提起明清时的白银,印象最深的要算《马关条约》中2亿两与《辛丑条约》中4.5亿两的战争赔款。当时皇帝为何不用黄金,而要改用白银?中国非产银大国,哪来那么多的白银?

中国使用白银的历史悠久流长,根据《史记》的记载:虞夏时代的货币之一“白金”,很可能就是白银,但秦朝“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可见,汉朝之前,白银可能被用作货币,但不像黄金一样是人们心目理所当然的货币。又据加藤繁在《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中考证:汉武帝时曾一度流通“白金”(白银),但由于盗铸、冶炼技术的不足,“白金”纯度不够,市价跌落,最后退出。武帝之后,白银一般被用来储藏、赏赐之物,与货币范畴还有一段距离。

“纸币帝国

自隋唐以降,由于国家的统一,商业的发展,钱币的使用已非常发达。宋代商业之繁荣在《清明上河图》中得到了最为直观的展现,汴京的繁华在当时举世无双。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曾做过精细的估计:1021年北宋的国家收入总数合计相当于1500万~1800万盎司黄金――如此庞大的财货流通,在当时世界上亦是绝无仅有。

北宋真宗时期,钱币使用的盛况空前,但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于以携持。”《宋朝事实类苑》。于是,川蜀地区出现了世界历史上的首枚纸币--交子。据《文献通考钱币考》载:“初,蜀人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说明最初交子是由民间商户自主发行的,即“私交子”。由于发行交子获利快且多,发行者多“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宋朝事实类苑》,致使交子信誉断崖式下降并引起挤兑风潮,面临着严重的信誉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交子就转为经济实力较强、信誉较好的“富人十六户”(《文献通考钱币考》)主持发行。据《宋朝事实类苑》载:“益州豪民十余户,连保作交子,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

因交子体轻、价廉、携带方便,迅速获得商人的认可,它既能流通,又可与铁钱兑换,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的交流。但后来富商大户私产衰落后,交子无法兑现,时时引起争讼,又无力调解,当时北宋政府看到经营交子有利可图,于是趁机将“私交子”改为“官交子”。

据费著《楮币谱》载:(交子)“表里印记,隐秘题号,朱墨间错,私自参验书缗钱之数。”可见,交子采用同一种红、黑两色纸张印刷,为双面印刷;其纹饰为屋、木、人物;上面还有发行者的私押和隐密题号,作为防伪勘验之用;不过没有印面值,而是根据收入人户见(现)钱多少而临时填写。后为增加交子的信誉,在上面加盖了益州官印。

不过,尽管两宋市面上流通的主要货币还是铜钱,但是铁钱、白银、交子等也都能在市场上流通,由于当时无“银监会”与“央行”的机构监督和调控,很容易造成价格冲突,爆发严重的通货膨胀,致使经济繁荣的宋朝,终被“冗官冗兵冗费”“拖垮”。

金代所发行的交钞,最早是在海陵王贞元二年印制。据《金史・食货志》载:(金贞元二年(1154年),海陵王迁都后)“户部尚书蔡松年复引钞法,遂制交钞,与钱并用。”可见,交钞“袭沿”北宋的交子。又《金史・食货志》载:“交钞之制,外为阑,作花纹,其上衡书贯例,左曰某字料,右曰某字号。料号外,篆书曰伪造交钞者斩,告捕者赏钱三百贯。料号衡阑下曰中都交钞库、准尚书户部符,承都堂付,户部覆点勘,令史姓名押字。”说明钞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金额,其右为字料,其左为字号;下部为发行机关地区,年月日以及各级负责人的押印。

元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纸币最为盛行的时期,甚至得到马可・波罗的特别称道:“大汉国中商人所到之处,用这种纸币来给赏赐,购买货物,接受买货方的付款,居然和纯金没有什么区别。”但与宋金相比,元朝更好战,财政发行纸币更甚,通货膨胀也更剧烈。财政亏空严重就专靠增发宝钞来弥补,从1265年至1289年短短二十四年间,频繁的战争使货币发行量增加了近70倍。当1310年政府发行一种新币(至大钞)时,货币总量相比第二套纸币(至元钞)发行时几乎增加了900%。(Tullock,G.,“纸币:国泰的周期”,《经济历史评论》)

实际上,从两宋到明朝,白银作为一种“调控”货币来使用。当纸币因发行过多而通货膨胀时,为稳定纸币价值,朝廷禁止白银流通,强制民众使用纸币。当然,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白银将自然而然的成为中国各地流通的主要货币,且购买力有逐渐增强的趋势。

“白银帝国”

朱元璋建立明朝前后,民间商品交易多用金银。洪武八年(1375年)发行宝钞后,政府屡次下令禁止民间以金银为交易货币,违者治罪。但政府发钞铸钱还是以银价为基准。这样一来,银钞之间、银钱之间就有一定比价:同年定价,银一两换钱一千文,当钞一贯。致使由于纸币贬值快,银钱成为民间交易的主要货币。尽管政府强行使用宝钞,但随着纸币的贬值,会必然逐渐退出流通。

1436年,明英宗取消用银禁令,可见当时民间将白银作为流通货币化的程度化较高,自此开始,中国以银为主要货币。成化之后,在田赋、商税、盐钞、匠役以及官俸等项收支里,均为折银的范围,即银两成为主要的支付手段。当然,虽然银两和铜钱并用,但铜钱的价值太小,发行量又不大,无法适应大宗交易的需要。

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下诏“准贩东西二洋”,一时间,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蓬勃发展。贸易中,外国对中国商品的渴望远超中国对外国物品的需求,外方只能用白银换取中国商品。有专家根据相关史料估计,隆庆四年(1570年)的市场交易中,九成以上用银支付,用钱不过一成,银在政府的财政收支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而万历九年(1581年),太仓银库岁入银3704281两,钱21765400文,按钱一千文折银一两换算,此项钱仅合银21765两,不及银数1%。

原来,就在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规定所有的朝廷赋税一律以白银结算,白银从此正式成为官方结算货币。

根据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估算:自从张居正实施“一条鞭法”之后的一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有7000吨到1万吨,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据东印度公司统计,从清康熙三十九年到道光十年(1700~1830年),流入中国至少有5亿元白银;这些外国银元价值合1亿英镑。

当时中国人所不知道的是,这些白银几乎全部来自美洲,且多数是通过欧洲人贩奴贸易所取得。

十六世纪中期,南美洲发现了藏量极为丰富的银矿。秘鲁、墨西哥等国都开采出数量惊人的白银。十六世纪初,世界白银年均生产约1510000万盎斯,到了十六世纪中期,即明嘉靖二、三十年间,年均产量已提高到10000000盎斯。此后直到十八世纪中叶,即清乾隆年间,世界银产量保持在9000000至1700000盎斯之间。南美洲十六至十八世纪期间的白银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约80%。

实际上,在美洲白银流入中国之前,日本早在16世纪40年代就已经开始向中国大量的输入白银。对于被欧洲人誉为“银岛”的日本,十七世纪前,白银产量约占世界的20%。而中国物产丰富,单缺白银,中日贸易,白银流入。李德霞在《日本德川幕府与明朝的贸易关系论》中认为:“16、17世纪的日本,手工业尚不如中国发达,许多生活必需品,均需仰赖中国供给。”至于入中国的白银总量,钱江在《十六―十八世纪国际间白银流动及其输入中国之考察》中提到:“据日本幕府官方的调查,从1601年到1764年的一百六十余年间,从日本共输出白银四百二十一万两千二百九十五公斤,其中绝大部分是流入了中国。”

至于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途径,基本以贸易顺差形式。

葡萄牙。正德十一年(1516年),葡萄牙人RafaelPerestrello驾船来到中国,中葡贸易开始。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摄取澳门作为定居点,并以此为基地广通贸易,每年仅交纳明朝官府的船课税就有20000余两白银。神宗万历六年(1578年),明朝官府准葡萄牙一年两次进入广州直接贸易。主要以枪炮、玻璃等物品换取中国的瓷器、丝绸、绵、手工艺品、农副产品,但大部份以白银来补足。

西班牙。万历四年(1576年),西班牙完全控制菲律宾,发现该岛的自然资源不足以满足日常所需,就支持菲律宾与中国扩大贸易,中菲间的贸易因之迅速发展。为了支付中国货款,西班牙人只能从殖民地墨西哥调运白银来交换。根据相关史料估算,1570年至1760年间,在殖民地时期经菲律宾输入的白银至少约为2亿比索,按每比索为白银36克算,这一时期输入中国的白银总计约为7200吨。

巨额美洲白银的输入,明清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受到影响,商品经济与货币经济迅速发展,银荒危机得到缓解,国家贵金属的储备量得到增加,但是也引起了物价的上涨。

荷兰。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七月,荷兰占据澎湖为定居之地,要求与明通商,但未获成功。后占中国台湾的鸡笼、淡水等地,与广东、浙江、福建商人进行走私贸易。中荷贸易早期,荷兰控制的南洋诸国盛产中国所需的热带产品,如胡椒、锡、香料等,交易方式多为以货易货,输入的白银微乎其微。十八世纪初期,胡椒、香料等产品在欧洲供不应求,但欧洲对中国茶叶的需求又急剧膨胀,荷兰只能调运白银来交换茶叶。1728~1734年,九艘荷兰商船从欧洲驶往广州,总货值达2530000万荷盾,其中白银占96%。

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尽管节俭勤政,却是个守财奴,连年用兵,却坚决不肯动用国库银子,横征暴敛,激起民变,最后兵败自戕。李自成进京后,发现国库里积压的银子竟有37000000锭之多。

据学者梁方仲估算:“由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的七十二年间,合计各国输入中国的银元由于贸易关系的至少远超过一万万元以上”。明帝国积累了巨额财富,成为延长寿命的资本。

美国。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美国的“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船上满载人参、毛皮、羽纱、胡椒、棉花、铅等物品,换取了中国的茶叶、瓷器、土布、丝绸、肉桂。此次航行的利润有25%。此后,美国货船经常出现在广东沿海港口。1784-1789年间来华美国商船达到十五艘。1792年,美国在广州口岸的贸易额已超过了荷兰、法国、丹麦,仅居英国之后。

英国。康熙后期,英国正式与中国进行贸易。雍正初,英国到广东“互市”,不断扩大规模。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使节马噶尔尼来华“表请派人驻京,及通市浙江宁波、珠山、天津、广东等地”,与清政府建立全面贸易关系。双方交易前期,英国用“黑铅、番钱、羽缎、哆罗、哔叽诸物”、棉花、锡等换取中国的丝、绸、瓷等。出现的巨额出入差,则以白银补足。

除了上述这些大银元之外,在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还流入了一些外国银质的辅币。郝延平在《中国近代商业革命》中写道:“其种类复杂,数量很难估计。有人认为,合大银元能达到1.8亿元,显然太多。”

大量的白银涌入中国,逐渐形成了“银本位”的货币制度,使中国货币体系得以完善。

中英贸易后期,为扭转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局面,英国以鸦片作为白银的替代品,使中国从白银进口国沦为白银出口国。

鸦片战争前后,白银流失非常严重: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清政府国库储备的白银是7000万两,到了1820年,也就是嘉庆驾崩、道光即位的时候,国库储备只有1000万两。19世纪第一个10年,英国向中国出口983吨白银;战争后的第一个10年,中国反而向英国出口了366吨白银。

曾参加鸦片战争的英国海军军官艾略特・宾汉在《远征中国纪实》中描述道:“实际上,鸦片战争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中华白银外流’。”

白银又大量流失,中国整个货币体系面临崩溃的危险,不仅动摇了整个经济体系,也严重危及清王朝的统治。

1931年,深陷金融危机的美国出台《白银法案》,国际银价随之成倍上涨,引发中国“白银风潮”,银元体系濒临崩溃。《中美白银协定》签署后,国民政府宣布于1935年推行法币改革,中国通用货币--白银,正式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