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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是如何让日本从封闭岛国,成为东亚最先进国家?

19世纪的内忧外患中,长州、萨摩的爱国志士打着“尊王攘夷”的口号推翻了僵化的幕府。在天皇的精神领导下,这些低阶武士出身的政治家完成了一场全面而根本的伟大变革,使日本挤身世界强国之列,史称“明治维新”

内忧外患:“改世”的期盼

19世纪的下层武士仍很悲惨。他们固定的俸禄遭不断上涨的物价侵蚀,甚至不时遭自身也因劳师动众的“参勤交代”制度而陷于财政泥淖的大名削减。相比,商人阶层虽属于社会的“下层”,却享受着武士无法负担的奢侈品。因此,许多武士将典雅的花园改种蔬果、或改从事手工业;而那些恪守职责不愿从商的低阶武士,只能看着贵族武士享受着私相授受的特权,过着拆东墙,补西墙的生活。

农民的生活也不好过。1833年,连年歉收与人为疏失,导致了惨绝人寰的“天保大饥馑”,至少数十万人死于饥饿与疾病。愤怒的民众将矛头指向了政府,指控米商囤积居奇、政府放任垄断,因此在各地爆发了民乱。幕府虽试图以“天保改革”回应,却成效不彰,反进一步使民众对幕府失去信心。

欧洲人恃著船坚炮利,已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国的国门。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培里率舰队入江户湾,一年后与德川幕府签订“神奈川条约”,打破了日本维持200多年的锁国政策。后幕府又在列强压力下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这些妥协被知识分子视为侵害日本“国体”的重大耻辱,重挫了幕府的威望,也使广大国民感到日本沦为半殖民地的迫切危险。

幕府建立后200多年,过时的德川政权无法处理内部的社会问题,也无法对抗外来的西方强权。面对著国家的内忧外患,日本人强烈冀望着一次彻底的改革,一次天翻地覆的“改世”。

尊王攘夷:西南雄藩的爱国志士

在帝国主义的威胁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位处西南的长州、萨摩藩。此处的低阶武士,对幕府统治与外国侵略造成的社会混乱十分不满,因此抱持着绝对的爱国主义,喊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这群“志士”主张推翻挟天皇拥权的幕府,将权力交还给天皇、并驱除外国势力,维持国家主权。他们狂热地展开了反对西方人的恐怖活动,四处破坏外国人的财产,还在1864年策画了一次失败的政变。此举虽引来外国的报复与幕府的讨伐,江户政权此时已无力控制因自力改革成功日益强大、被称作“雄藩”的各地诸侯。

在幕府试图通过法国协助,建立现代化的军队以控制政权时,西南二藩也签订了秘密的“萨长同盟”约定共同对抗幕府。同时,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日本的民生经济不断恶化,使各地都爆发了动乱。社会的混乱在1867年名古屋“可好了!”之乱中达到高峰,数月中,男男女女穿着奇装异服在大街狂舞纵酒,四处搜括酒食。因对社会彻底绝望而狂乱的人们唱着这么一首歌:

从西方,长州蝴蝶飞进来;

从横滨港,金钱涌出去。

有什么不可以呢?

好啊!这样不好吗?

这样可好了!

1867年11月,长州、萨摩、土佐、佐贺四藩宣布“大政奉还”将政权交还给天皇,因此与幕府间正式进入了后称“辰戊战争”的内战状态。不过,随着“可好了”之乱扩散到全国各地,德川幕府早失去与西南雄藩一战的实力。战争一面倒的进行,1868年1月3日天皇军进入天皇所在的京都,4月幕府的根据地江户投降,改名东京,1869年所有抵抗结束。265年的德川幕府统治正式终结,这些西南出身的低阶武士,以西乡隆盛、伊藤博文、木户孝允为首的爱国志士成为了日本新的统治者。

破旧立新:新时代的开端

戊辰战争后,不满时政者成了当权者。他们深感只有彻底改革才能使日本脱离困境。如伊藤博文于其回忆录所说,他们的目标是“繁荣、力量、文化,并且此后在平等的基础上被认可为世界上最强大、最文明的国家之一。”他们确实做到了。

明治政权雷厉风行的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破除旧时代的“陋习”。第一步是废除过去基于儒学的士、农、工、商的四阶层,重划为称为华族的贵族、称为士族的高级武士、以及称为平民的广大民众(占90%以上),后又陆续撤销了关于职业与交往的限制。二是废藩置县,收回各地大名的权力,改为中央指派的县官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其成功连英国驻英公使哈里,都惊叹如此快速且和平的中央集权过程“非人力所能及”。三是建立以征兵制为基础的新军队,并削减武士俸禄,甚至剥夺了武士带刀的权力,结束了武士作为职业军人骨干的任务。

自然,如此大规模改革的反弹也不在少数。除了零星的民变,较严重的叛乱还是由不甘没落的士族发起。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877年的“萨摩之乱”。西乡隆盛虽同属辰戊战争中的英雄,却较坚持传统。因此,在出于对韩政策的歧异辞官回乡后,他隐然成了旧武士中的精神领袖。由于身旁围绕着感觉被明治政府出卖的年轻武士,他最后不太情愿的在鹿儿岛揭竿而起,反抗自己一手打出来的政权。然而,他率领的武士却不敌对抗由平民组成的现代化军队,最终战败自杀。西乡隆盛的失败是保守势力最后的反抗,也象征着武士时代的正式结束。

可以发现,明治维新不能理解为单纯的“西化”。很多关键的改革比起模仿西方,更是去除僵化过时的旧制度,代之以符合社经环境的政策。即使是西方色彩较深的制宪与经济改革,明治改革也不照搬西方制度,而是根据日本独特的国情,塑造了仍深具日本色彩的现代社会。

文明开化:东亚第一个宪法

在明治政权逐渐稳定后,针对“长萨集团”瓜分权力,对新幕府的批评逐渐出现,民间也出现了探讨宪法草案的民权运动。另一方面,为了废除过去签下的不平等条约,也有必要向西方国家证明日本真的成为一个“文明开化”的国家,也就是一个具有宪法的现代政府。在这些压力之下,明治天皇在1875年颁布了《立宪政体诏书》,宣布要逐步建立宪政体制。

经过了10多年的国外考察、国内讨论,明治天皇在1891年将《大日本帝国宪法》递给了黑田首相,并入伊势神宫向祖先报告今后日本国将有新的“基本大法”,正式使日本成为东亚首个具有近代宪法的国家。明治宪法主要参考与日本国情相近,偏向保守、专制主义的德国宪法,但仍大幅超前时代,并对日本政治具有重大影响,如民权家高田早苗所评“远远高于期望”。

明治宪法的起草者伊藤博文,在考察了国外各地的宪法后,在自由主义与传统上以天皇为尊的“国体”间做了取舍。首先,言论、人身自由等人权虽被保障,却是由天皇所赐予,而不是不可动摇的基本人权,因此人权的保障不是绝对,而有“在法律的规定内”这种条件存在。再者,宪法虽以三权分立为基础,天皇以及代行其职责的内阁权力极大,例如帝国议会并不是“立法机关”,而仅是“天皇立法的辅助机关”,而且内阁仅对天皇,而不对人民或议会负责。

这些取舍反映了当时的日本国情,明治政治家虽感到变革的压力,却也不希望全盘照搬西方的制度,而是制定了在他们心目中符合“现代的日本”所需的宪法。明治宪法的性质有一定的模糊空间,使日本政治也不断随时代变迁,从明治时期的内阁元老政治、大正时期的民主政党政治、到昭和时期的军国主义政治,不同时间对天皇、内阁、议会的角色的阐释使明治宪法的实行有截然不同的面貌。

殖产兴业:走向工业社会

除了社会文化的“文明开化”外,明治维新的另一个口号就是“殖产兴业”,也就是发展经济,培植工业。政府首先推动的就是现代化的基础建设。通讯部分,至1890年时,日本已在全国运营200多个电报局,也设置了50多个电话局,不过当时的主干还是由“邮便之父”前岛密所建设的邮政系统,自1871年以来已处理了2亿多份邮件。同时,政府也改革币制,将本来高达1600多种的纸币,简化成沿用至今的日圆,又设立大量国立银行以支持产业的资金需求。

除建设之外,政府也直接经营一些重点产业,诸如东京-横滨的铁路公司、长崎与水护的军事工业,及机械化的纺织模范工厂。然而,大量的建设支出与无效率的官营企业使政府债台高筑。岩仓具视曾经说过“宁愿将九州与四国卖给外国人,也不想再借更多的债。”可见当时财政情况多么严峻。因此,后来政府逐渐缩减财政,将产业交由私人,专心于培育企业成长。

政府离手后,纺织业就兴盛了起来。本来政府建设的模范工厂空买了昂贵的机器,却没有相应的技术与经营能力。但日本商人后来针对日本的情况进行了种种技术创新,用木头取代贵重的铁制机器,大幅降低了成本,使轻工业成为了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政府培植产业时,日本经济的特色──财阀也发展了起来。以四大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安田为首的大集团通过政府的保护发展了日本的重工业及金融业。例如上次提到的三井财阀就是在辰戊战争中支持天皇军押对了宝,取得了大量的政府资金,后又因此取得了九州煤矿的开采权利,成为了“三井的金子”。三井集团后来又跨足银行、纺织、制纸等等产业,并将本来以家族为主干的决策模式转化为现代的控股公司制度,形成日本财阀的典型。

随着新政府上台后产业限制放宽,许多地方的小手工业者也发展了起来,甚至进入了世界市场。如金泽的金箔业本受限制只能有100多名工匠,但在解除限制后,从业人数急遽扩张到了1500多人,最后甚至取代了本由德国主导的金箔产业,最高占了世界市场的90%。另一方面,日本人也试图模仿本由外国进口的商品。例如福原有信本在银座经营西药房,但后来决定自行研究开发高价的化妆品,最后变成了世界知名品牌资生堂。

明治维新成功的将日本转为一个飞速进步的近代社会,这奠基于幕府时代的基础。对天皇的忠诚鼓舞了爱国及改革的热情,天皇虚位统治的传统又催生了立宪主义,原始工业化也使没有了限制的产业,如脱疆野马般发展,使日本在数十年间发展为经济强国之一。然而在进步的凯歌中,宪法的缺陷与发展的代价,也为日本的未来投上一道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