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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海外贸易,为何会达到古代顶峰?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两次对外开放的高峰期,即唐朝和宋朝。不过,这两个朝代对外开放的形式并不一样。

我们先看两幅画。第一幅是唐朝大诗人王维的《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里面有“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之句,描绘了大明宫殿的华丽、帝王尊严,以及四海臣服的大唐气象。可这是一种“万国来朝”的王者荣耀。

第二幅是北宋翰林学士李邴的《咏宋代泉州海外交通贸易》,中有“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之句,描绘的是东方第一大港泉州桅帆如云、商贾云集的繁华商贸景象。这是一种经济繁荣,“万国通商”的盛世。

可见,宋代十分注重实用主义,发达的农业、手工业,也带动了商业繁荣,对外贸易也达到了鼎盛时期,以海外贸易为主。

当时,同宋朝政府有贸易往来的国家,遍及今天的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东北亚的朝鲜和日本。

南宋海外贸易最发达时,通商的国家达50多个,进口货物达200多种。政府也将海外贸易作为一条纽带,沟通海外各国的文化和技术交流。

从海外引进的水稻、绿豆等优良品种,对我国农业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而宋朝的丝织品、瓷器等手工业品的输出,不仅拉动海外各国的消费,还推动当地有关生产技术的发展。

积极的对外贸易政策,让宋朝政府获得巨额财政收入。公元1159年,外贸收入达二百万缗(成串的铜钱,每串一千文),相当于宋朝政府年收入总额的二十分之一,占据财政收支重要地位。

那么,宋朝的海外贸易,为何会如此发达呢?

首先,西夏的兴起,传统的“丝绸之路”受阻,不得不重视开拓海外贸易。

丝绸之路自开通以来,一直是中国与世界沟通的一座重要桥梁。传统的丝绸之路,自中国西汉都城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后到达中亚,之后途径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直达地中海地区,最后抵达终点站--罗马城,长达六千多公里。

从丝绸之路起点长安出发,途径陇西高原、河西走廊到玉门关和阳关的这一段路程,被称为丝绸之路的东段。

北宋初年,随着西夏与宋朝对峙局面的形成,西夏牢牢地将丝绸之路的东段控制在在了自己手里。

为了延续与丝路沿线各国的商贸往来,除开辟一条地形更为崎岖的青唐道外,也促进了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相较之下,海路的运输成本要比新的丝绸之路低得多。

其次,国内发达的商业,不断进步的造船航海技术,为海外贸易提供物质技术条件。

宋代的造船业,尤其是海船的质量已处于当时世界领先水平。宋太宗时,全国每年造船已达三千多艘。出海商船的数量之多、吨位之大,为世界之最。

当时的船只分客舟和神舟两种。宋朝画家徐兢在跟随宋使出使朝鲜时,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描绘有两种船,云:客舟“其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一斛为十斗。神舟“神舟之长阔、高大、什物、器用、人数,皆三倍于客舟也。”可见,神舟比客舟大得多。

据《梦粱录》又载:“浙江乃通江渡海之津道,且如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料”古代的造船计量单位,一料是十立方尺(宋尺)。

其次,指南针的运用,更是直接推动了宋朝对外贸易。为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的规模,宋太宗非常重视外出招商。据《宋史》云:“雍熙中,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诸蕃。”

到了宋高宗赵构这一代的南宋,虽然偏安江南,但仍不遗余力地对外招商,发明“以商招商”。当时乘中国贸易的人长期居住在泉州等地。中国商人到国外经商的也不少,大多是浙江、福建人。

再次,统治者为增加财政收入,采取优惠外商贸易的政策,吸引外商。

当时,上自朝廷下至各级地方政府,都致力于营造良好的招商环境,制定吸引外商和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法规政策,不仅减免赋税,还设置各种奖励,赐以服饰、礼品等;外商来华或离开,市舶官员还要设宴招待等。

甚至成绩突出的外商还会被授予官职。如南宋后期,曾任命外商蒲寿庚为“提举泉州市舶司”,掌管海外贸易工作长达30多年。

最后,政府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外贸管理制度。

宋朝时期,诞生了中国第一部,也是世界第一部对外贸易法规《市舶法》,比1651年英国颁布的第一个保护英国本土航海贸易垄断的法案《航海条例》早571年。

市舶,是唐宋时期对中外互市商船的通称。海外贸易的立法起源于唐朝,但是没有形成体系。至宋朝,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发展,对外贸易立法也逐渐趋于完备和成熟。

宋代的海外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历程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人类的文明和各民族间的友谊作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