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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兵入关,北京城区六十万失踪人口都去了哪里

从1421年(永乐十九年)明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到1644年(清顺治元年)清军铁骑入关、多尔衮将北京定为大清首都,整个有明一代,北京作为大明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时间长达223年。

上图_ 明代北京城

这期间,北京城区有多少人口呢?

资料显示,1499年(明弘治十二年),北京城区人口为53.2万人。到1568年(明隆庆二年),北京城区人口首次突破70万,达到76万人。而到了1626年(明天启六年),北京城区人口达到了创纪录的82万人。这也就是说,截止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三月,即大明王朝灭亡前四年,北京城区人口始终没有低于过80万人。

接下来再看另一组数据。

清顺治七年(1650年),北京内外城人口总数为51.5万人(11.7万户)。到了清嘉庆五年(1800年),北京城区人口已增至77万(15.2万户),接近明天启六年(1626年)82万人的水平。

对比以上两组数据,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就出现了: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即大明王朝灭亡前四年,北京城区至少还有80万人口,为什么到了清顺治七年(1650年),短短十年间,北京城区人口怎么会突然减少到51.5万,而且这51.5万人里面还包括了刚刚从关外迁入北京的近30万满洲旗人,这样一算,北京城区的汉人数量实际就剩20万。――这突然消失了的60万汉人,他们都去哪儿了?

上图_ 明末鼠疫的惨景,在电影《大明劫》也体现了出来

依据官方档案文献和民间资料分析推断, 60万北京汉人的去向和下落,区别不同情况,主要分以下五种类型,但不限于以下五种类型。

1、1643年12月的大瘟疫曾夺去5万北京人性命

清史档案文献记载,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二月,北京曾爆发一场规模空前的鼠疫大流行。这场瘟疫,不仅加速了大明王朝的灭亡,也促进了大顺皇帝李自成的失败。更为重要的是,历史学家估算,这场大瘟疫,给北京城区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至少在5万以上。

上图_ 李自成(1606年9月22日―1645年5月17日)

2、1644年3月李自成进京曾夺去5万北京人性命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3月,北京城区的疫情尚未完全散去,李自成所携八万农民军接踵而至。

以劫财致富为目标的大顺军队在刘宗敏的带领下,除却扫荡大明皇宫所藏海量文物珠宝和皇家金库所余少量金银外,就是以极其残忍的血腥手段,榨取大明前朝文武官员的家庭资产和在京富商的钱庄存银,甚至小商小贩赖以糊口的微薄积蓄也在肆意掠夺之列。

在这一过程中,严刑拷打、火刑逼供、草菅人命的现象层出不穷。时人彭孙贻在其所著《流寇志》一书中对此有过十分详尽的描述。据估计,在这短短42天时间里,北京官民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当不在5万之下。

上图_ 吴三桂写给多尔衮的求援信 (复制品)

3、1644年4月李自成离京时曾有3万人被挟裹而走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4月,在多尔衮清军和吴三桂明军的双重夹击下,李自成自忖无力抵抗,被迫选择撤离北京。为满足其粮食、辎重和所抢大量财物的长途运送,刘宗敏下令强征3万多名当地强壮劳工(其中包括少量年轻妇女)随军西逃晋陕。

4、1644年5月多尔衮抢占内城致20万北京人流离失所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5月,满洲八旗入驻北京之后,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原北京内城所居汉人,一律限期迁往外城,内城民居建筑全部移交满洲八旗军队驻防,结果引发满汉矛盾骤然升级。这期间,除少量北京土著居民在外城找到临时居所外,至少有近20万北京人被迫离开京城,前往北京周边河北地区安家落户或沿街乞讨。

上图_ 爱新觉罗・多尔衮(1612年11月17日―1650年12月31日)

5、瘟疫和战乱引发大饥荒导致7万北京人非正常死亡

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12月至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5月的半年多时间里,鼠疫流播、闯王进京、清军入关、明军溃败,这接二连三的横祸,使得北京及周边地区交通瘫痪、物价飞涨、粮油短缺、药品匮乏。贫困、疾病和大面积饥荒成为高悬在北京底层民众头上的三把利剑,数以万计的婴幼儿和羸弱老人被迅速推到了死亡的边缘。

一本被称作《申甲传信录》的时人著述(其作者据说叫钱士馨),通过对城南、城北部分无家可归者的调查访谈,认为在这半年多时间里,因贫困、疾病和饥饿被夺去生命的北京底层社会民众,其数量不少于7万人。

以上是能够找到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证明的北京城区失散人口去向和大致下落,其总数大约为40万人。

上图_ 1644年,明末形势图 (大西、大顺)

那么,除此而外,还有20万北京人又去了哪里呢?

1649年(清顺治六年),一位亲身经历过1644年前后北京剧变的爱尔兰传教士,叫瀚德斯・沃克(Handers Walker)的,在回到故乡后所写的一篇叫《I don’t take it easy in Beijing》的纪实文章中说:

眼见为实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几乎是一种定势。但这句话显然不适宜我在北京25年的经历。或至少不适宜以此来定义1644年前后我在北京街头的全部所见所闻。作为一名宗教职业者,我相信那完全是一段炼狱般的生活,而对于那些已经麻木了的北京底层百姓来说,炼狱对他们而言,已成了一种生活的常态。这无疑是促使他们心肠变得无比坚硬的一个主要根源。在永定门外一个叫树墩(音译)的小镇上,我亲眼目睹一个六口之家,被饥饿摧残得只剩下母女俩,其女儿看上不到5岁,已经奄奄一息。

瀚德斯・沃克引人泪目的上述文字,可作为后人继续追溯那另外20万失踪北京人口的参考性提示。

作者:贾玉民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

〔1〕《北京历史上的人口变迁》北京晚报2021.6.9

〔2〕《北京灾害史》于德源 著 同心出版社2008

〔3〕《清史稿》赵尔巽主编 中华书局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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