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前期强盛的国力,完全靠这种货币,并非金银

唐代钱币种类不多,自高祖李渊武德元年(618年)立国至哀帝天佑四年(907年)亡国的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先后铸行的主要钱币是开元通宝。年号钱只有乾封泉宝、乾元重宝、重轮乾元重宝、大历通宝、建中通宝等几种,使用的时间都很短暂,前三种还是大钱。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废除五铢钱,铸“开元通宝”,即开辟新纪元,通行宝货之意。“开元通宝”不标重量,每枚重二铢四t(二十四铢一两,十t合一铢)。此后,我国的衡制再也不以铢、t计算,而是改用两、钱、分、厘的十进位法,其中一钱即指开元钱一枚的重量。

“开元通宝”钱,也是唐代最主要的流通货币,其铸行与整个大唐相始终。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各地发掘出土的唐开元通宝钱已有数万枚。但是,版别非常庞杂,有些“通宝”铜质纯净、铸造精良、轮廓深峻、文字精美,也不乏铸造粗糙、文字模糊、杂质较多、体小量轻的。

实际上,初唐铸造发行“开元通宝”也是迫不得已。据《旧唐书?高祖纪》载:唐高祖初得天下时,由于京师谷贵,甚至禁止关内屠沽;武德元年后废除隋五铢,创立通宝制度,均是为平抑物价,提高货币购买力。

不过,连年征战,农业歉收,直至十年后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各地物价仍高居不下。

但是,仅三年后,情况就有好转。史载:“至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关中丰熟,马牛布野。又频年丰稔,米斗三四钱。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贲粮,取给于路”。

可见,在这期间,随着社会稳定、粮绢丰增,通宝货币开始升值,物价才出现大幅回落。唐太宗在位期间,并没有出台新的货币政策,以及铸造发行新的货币,贞观时期的强盛国力,可以说完全靠通宝币值及较低的物价来支持。

至于乾封泉宝、乾元重宝、重轮乾元重宝,都是大钱,前两者一枚等同于开元通宝十枚,后者折当更大,一枚等同于开元通宝五十枚。

乾封泉宝铸行于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次年即废止。实际上,高宗执政前期物价也低,如丰收年永徽五年(公元654年),洛州地区粟米每斗才两钱半,为高宗时期的最低粮价。

直到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改铸乾封泉宝,以一当十大钱,造成商贾不通,米帛腾贵,又因连年对高丽、吐蕃及突厥用兵,农事不振,引起物价飞涨。高宗废止了乾封泉宝。

即使这样,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关中一带米斗竟达三四百钱。前后不到二十年,变化之大,令人感慨。

乾元重宝、重轮乾元重宝铸行于唐肃宗乾元年间(758一759年),代宗即位后(762年),改发行流通小平钱,逐渐退出流通领域。有背文的乾元重宝是小平钱,为唐晚期钱币,一般认为是唐武宗铸会昌开元通宝后铸行的。

其实,自755年11月“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由盛转衰。天灾频繁?,征敛急侈,烽烟四起,物价自然飞涨,民自然不聊生。唐王朝前期令人向往的物价水平与货币购买力,早已不存在。

大历元宝和建中通宝分别铸行于唐代宗大历年间(766一779年)和唐德宗建中年间(780一785年)。这两种“宝钱”存世很少,制作粗糙,钱型较轻小。

在新疆库车哈拉敦遗址等地,考古学者发现大历元宝和建中通宝钱,于是一些学者猜测其铸地及主要行用地是在新疆库车及其邻近地区。

会昌开元通宝铸行于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次年就被废毁,其最大特征为:在钱背加铸文字,计有二十三种,除“昌”字为年号的省文外,其它都是铸钱州名。

这一种类的钱,无论是在钱径尺寸,还是铸造工艺上,差别都十分明显,质量参差不齐,多数较粗陋,质薄量轻,杂质较多。

此外,还有一种“当十白铜开元”的大钱。据《新唐书?食货志》载,德宗建中初年,判度支赵赞请采连州白铜铸当十大钱,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此类实物。不过,按《册府元龟?邦计部?经费》载,尽管赵赞提出铸当十开元大钱,但后来经过一番思考,又觉不妥,因此没有实行。

代宗以后唐王朝的货币政策已发生很大变化,赵赞“当十开元”大钱其实已难以实行,目前传世的“当十开元”都与赵赞无关。

总之,唐朝三百年间,主要通用“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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