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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古籍总数十分之一的地方志,为什么能与史书、家谱“齐名”

家乡是每个人都抹不去的“烙印”。古人有“乡党情怀”,同乡之间,往往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领域“抱团取暖”;现代人亦然,“姓名+家乡”是自我介绍中的固定搭配。

话虽如此,真正对家乡知之甚深的,却并非是一个人或某些人,而是一部“地理百科全书”,即地方志(也称方志)。观地方志,便可知“一方的古今总览”,其地理沿革、史迹变迁、风俗人情、豪杰俊才,亦足以遍观概览。

因此,从重要角度来看,哪怕在浩如烟海的各类古籍中,地方志也能脱颖而出,甚至直追史书。至于其规模,更是蔚为大观(数量可达万种),约占现存古籍中的十分之一。那么,地方志是如何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的呢?

上图_ 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

一、起源:古史中的方志萌芽

地方志起源于何时?众说纷纭,未成定论,但离不开两个方向:历史与地理。

梁启超曾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倘若方志起源于史,它便可追溯到先秦时期。“方志”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出于自身统治需求,周王室曾设立过不少跟“志”相关的职务。

其中,有外史掌“四方之志”,并负责起草周王室对诸侯国下达的诏令;又有小史掌“邦国之志”,以明辨天子及诸侯世系。此外,还有专人奔赴四方,查阅舆情,待整理完后呈交“诵训”,便于后者“掌道方志”,以随时将各地情况介绍给周天子。是以,《诗经》才能遍采十五国风。

上图_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由此可见,至少在周朝时,地方志便已诞生出了萌芽。基于此,清代学者章学诚认为:春秋时期的一些地方史书(或者说国别史),如楚国《祷杌》、鲁国《春秋》等,皆可视为早期的地方志。至少从部分内容来看,地方志的确是某一地方的史书。

话虽如此,方志却不仅限于历史。

于《周礼》所见,一些官职不仅要负责地方文献,同样要掌握地图,将“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的变动牢记于心。如职方氏执“天下之图”、 司险掌“九州之图”,便可对各诸侯国地理情况、财政税收了然于心。

当然,后世地方志能拥有鲜明的地理特点,还要多亏了《尚书・禹贡》与《山海经》。其所侧重的山川河流、交通要道、特产风俗等地理要素,让方志“备受启发”,从而具有了地域特色。

上图_ 《山海经》是中国一部记述古代志怪的古籍

二、发展:汇聚风、地、史、志

上古时期,巫、史、文、地、医未曾分家。后来,史书虽较早“独立”出来,但仍旧包含了不少谶纬、地理方面的内容。正因如此,地方志在东汉之前一度偏向于历史,直到史、地“分家”之后,地方志才逐渐侧重于地理。

司马迁年轻时,曾走遍四方,体察各地风土人情,这导致《史记》中包含有丰富的地理知识。这种倾向,对班固也有所启发,他在作《汉书》时,干脆将部分地理内容给“摘”出来,撰为《地理志》《艺文志》,这便为方志提供了一个新的源头。

上图_ 《越绝书》是记载古代吴越地方史的杂史,又名《越绝记》

受此影响,东汉时期出现的几部“方志鼻祖”, 已与后世方志的体例有着颇高相似度。所谓“一方之志,始于《越绝》”。东汉袁康所著《越绝书》,将历史、地理、风俗内容融汇一体,便堪称地方志成型的一个标志。同时期还有《吴越春秋》,亦是如此。

到东晋时期,常璩著《华阳国志》,详尽记载了梁、益、宁(云贵川及部分陕甘地区)三地的当地情况,并兼有人物传记、地理志以及编年史等要素,可见它已经算是真正的地方志了。

不过,要说地方志能“发扬光大”,还要看唐宋时期。

上图_ 《华阳国志》又名《华阳国记》,地方志著作,由东晋时期成汉常璩撰写

三、兴盛:唐宋之际的“瓜熟蒂落”

张国淦先生曾在《中国古方志考・叙例》中指出:“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伎、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

汉晋以降,方志虽已出现,但仍旧“分别单行,各自为书”。直至南宋,它才发展为成熟阶段,并将“修志活动”推向了一个新高潮。那么,地方志何以能在唐宋之际蓬勃发展呢?

上图_ 《括地志》是唐代中国的一部地理学专著

首先,官方修志已形成定制。李世民继位后,其四子(魏王)李泰为讨父亲欢心,曾组织人手编修《括地志》,从而引领一时潮流。

至唐德宗年间,官府明文规定:州郡需要每三年编修一次图经(一般指附有图画或地图的地理志),将其呈交兵部。此制后虽有更改,但地方向朝廷进献图经与地志,已成惯例。

官方的推动作用,不容小觑。唐中期以后,修志之风十分流行。及至宋朝,还出现了《元丰九域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等方志中的代表作。

上图_ 《舆地纪胜》,是南宋中期的一部地理总志,王象之编纂

其次,宋代文化的空前繁盛,亦推动了方志的发展。宋朝重文轻武,“刑不上士大夫”。在“私人不得编史修志”的时代过去后,许多士人反而把修志当成了一项“副业”。在他们看来,修志不仅能表达自己在学术、政治上的一些见解和心得,也能传于后世,留待后人品评。

私修方志之风,南宋时期尤为盛行。当时,汉家暂避江南,虽然生活较为稳定,但故国之失仍旧让不少文人满怀悲愤。他们无力回天,只好暂寄“故国之思,兴亡之慨”于方志之中。因此,这一时期的方志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明显提升。

上图_ 南宋的文人文风

四、作用:观政、教化、知得失

当然,促使方志以星火之势迅猛发展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它本身的作用。无用者,人弃之;有用者,人逐之。方志最大的作用,不仅是因为它能保存很多重要信息,也在于其存在的必要性和教化意义。

入境,观其风俗,而后知其政。地方长官远道而来,首要任务就是体察民情。在地方志的帮助下,长官便可快速了解当地的风土舆情,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出自己的执政方略,此之谓“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

其次,地方志还有教化作用。方志是公开性质的,多录有地方上的知名人物。与家谱不同的是,家族若出现遗臭万年的奸恶小人,家谱往往对其除名削籍,以全家族之声誉;但地方志却会如实详录,以达到“扬善惩恶,表彰风化”的教化目的。

上图_ 章学诚(1738年-1801年),原名文镳、文F,字实斋,号少岩,会稽(今浙江绍兴)人, 清代史学家、思想家

除此之外,章学诚还认为:地方志还能“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它既是各地风土人情的实录,也是史书的有效补充途径。毕竟,正史虽然权威,但难免也会有疏漏之处,需要地方志的增补,以全其说。

如此看来,地方志与史书、家谱之间,其实是互相依存、互相补充的,它们可称是中华文鼎的三只“鼎足”。

作者:瀛洲海客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周礼》《方志略例》《中国古方志考》《中国的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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