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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惨烈围城战?幸存者第一手资料,揭开地狱般生活的真相

1941年至1944年,二战期间,苏联城市列宁格勒(现在的圣彼得堡)被德国和芬兰军队围困了近900天。这座城市的数百万人面临严重的食物短缺问题。而随着城市被包围,轴心国军队开始选择饿死这座城市的全部生命,而不是武力占领它。1941年至1942年的冬天特别严酷,人们为了生存,采取了很多铤而走险的措施。

许多被困在城市里的市民,写下了他们的经历,从纳粹德国武装部队逼近时的末日感觉,到熬过每一天的日常煎熬。多份幸存者日记已经出版,但仍有更多来自俄罗斯档案的记录,有待处理和翻译。

这篇合集,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讲述了他们的二战故事。他们不是军人,但他们的勇气、同情心和求生的决心,即使放在在战场上,也不会显得格格不入。

给德军的命令,使这座城市挨饿

根据德国科学家在苏联入侵前的计算,估计多达3000万俄罗斯平民将死于饥饿。而且计划是消灭俄国人,并在东欧建立新的德国殖民地(如图)。

列宁格勒将亲身体验到德国人对苦难的冷漠。当列宁格勒在1941年9月被包围时,轴心国军队没有选择围堵并投入代价高昂的城市战斗,而是从安全的距离对列宁格勒进行轰炸,并让饥饿完成剩下的任务。

投降已经不是列宁格勒的选择,毫不夸张地说,阿道夫・希特勒直接命令无视任何投降:

由于城市被包围而提出的投降要求,将会被拒绝,因此搬迁和养活剩下的人口问题,将不能也不应该由我们来解决。

列宁格勒市民,害怕德国人的到来

德国入侵苏联开始于1941年6月22日。巴巴罗萨行动那年夏天,以闪电般的速度横扫苏联。于是列宁格勒的市民非常清楚,德国人可能很快就会到达这座城市。

格奥尔基・克尼泽夫(Georgi Kniazev)是一位历史学家,他详细记录了自己在围城中的经历。他最初的想法之一,是担心基洛夫斯克-摩尔曼斯克线会被德国人和芬兰人切断,补给无法通过。他1941年6月23日的日记总结道:

卫国战争的第二天结束了。而它让我筋疲力尽。

Yura Riabinkin当时是一个15岁的男孩,他注意到冲突爆发后不久,城市街道的变化:

我一走到街上,就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情……我看到了那个戴着防毒面具、袖子上戴着红袖章的管理员。并且其他所有入口处都是一样的…我的直觉告诉我,威胁这座城市的形势,已经宣布开始了。

空袭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起初,空袭使列宁格勒人民神经紧张。1941年7月和8月,市民们写道,早在第一批德国飞机真正出现在天空之前,就不断听到空袭警报。格奥尔基・克尼泽夫意识到,炸弹很快就会降临到他们头上:

轰炸列宁格勒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宣扬列宁格勒不会被轰炸的人,要么是德国忠诚的密探,要么是喋喋不休的傻瓜。

当袭击开始时,不仅是人们成为了炸弹的受害者。克尼泽夫指出,动物园也遭到了袭击:

那些混蛋又在往动物园扔炸弹了。大象被炸死了。

到1941年9月,袭击行动持续不断。少年Yura Riabinkin在一天内记录了11个警报。人们很快意识到,只要围城还在继续,飞机就还会继续飞来:“列宁格勒现在没有喘息的机会了,他们会每天来这里轰炸。”

在近900天的围城过程中,总共有大约75000枚炸弹被投掷在这座城市。而市民们则开始期待恶劣天气的到来,因为这会让轰炸机暂时停飞。在1941-42年的冬天,食物开始变得异常短缺,一些市民甚至在炸弹落下的时候,仍在排队:

饥饿麻痹了人们对轰炸和炮击的恐惧。而且很多人也开始变得非常虚弱,他们宁愿踩在半埋在雪中的尸体上,也不愿多走一步。

恐惧很快变成了仇恨

当第一批儿童撤离时,他们遭到了德国轰炸机的袭击。而Maria Vasilievna Motkovskaya则见证了这场屠杀:

飞机飞得很低,炸弹几乎是被投掷下后马上就爆炸了。

后来,她看到一群被俘的德国士兵,随后诅咒他们:

我大声喊道:“让你们下地狱吧!”。你就等着吧!你就等着吧!我们的飞行员也会杀了你们的孩子,而且这个时候很快就会到来。

当形势发生逆转,苏联入侵德国时,苏联人遭受的暴行终于得到了红军的回报。据官方统计,死于劳改营的德国战俘人数,从38万多一点到100万左右不等。而在冲突的最初几个月里,自杀率也特别高。

随着时间的推移,食物短缺变得更加严重

列宁格勒并没有做好围城的准备,所以许多市民都很清楚食物短缺即将来临。而食物配给是根据占领情况进行分配的,并且工厂工人会得到最多的营养。

他们没有东西吃,家人又没有工作,只有一张配给卡――也就是说,一张注定要饿死的配给卡。

正在成长的孩子们尤其感到短缺的情况,因为仅有的那一点点食物根本不足以充饥。16岁的Yura Riabinkin写道,数周的食物不足,导致了死亡开始发生:

母亲已经开始告诉我,我们必须习惯这样的想法:如果一个人每天喝一碗汤,他就应该满足了。假设我习惯了这样的想法,那么我甚至连我需要的一半、四分之一的量都没有吃,就应该要觉得饱了。

另一名少年波塔・兹洛特尼科娃回忆道:

我正在变成一只动物。没有什么感觉比你所有的心思,都在食物上更糟糕了。

随着冬天的到来,食物短缺变得非常严重。历史学家格奥尔基・克尼泽夫(Georgi Kniazev)在1941年11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饥饿不再敲门,而是用它那瘦骨嶙峋的腿直接走进来了。”许多列宁格勒的第一手资料,描述了无休止的饥饿和对食物的渴望所带来的痛苦。人们为了面包配给排了几个小时的队,仍然空手而归。一位年轻的母亲回忆起她5岁的儿子,盯着时钟好几个小时,等着下一顿饭的悲惨情景。

在城外,红军拼命地重建了一条进城补给线。冬天的到来,为人们开辟了一条新的陆路路线――横跨冰冻的拉多加湖(如图)。在围城期间,这条通往列宁格勒的冰冻之路被称为“生命之路”。对许多司机来说,这也是一条死亡之路,因为破冰的卡车会坠入了下面寒冷的深渊。起初,在1941年12月,只有少量的面粉被运送过来,但在1942年至1943年,这一数量增长到数千吨的可以维持生命的物资。

市民们转向了更可怕的极端食物

在1941-42年的冬天,由于食物极度短缺,人们被迫转向难以想象的食物来源。动物园里的动物和家庭宠物,很快就被吃掉了。报道称,心碎的家庭为了避免吃自己的动物而和别人交换动物。而对于那些真正绝望的人来说,还有另一种蛋白质来源――街道两旁的许多死者。虽然官员们试图取缔食人行为,并逮捕了2000人,但实际的数字可能要高得多。

Galina Popova当时是一名少女,她亲眼目睹了可怕证据:

有一天,当我穿过校园时,我发现了一个被割去臀部肉的女人。

围困期间的其他食物,还包括用皮革调味的汤,还有用煮过的猪皮、煮过的锯屑做成果冻的胶状食物。而即将到来的春天,则提供了新的食物来源:桦树的汁液。Lidiya Okhapkina是一位无法再产奶的哺乳母亲,为了让哭闹的婴儿安静下来,她转而求助于一种令人作呕的替代方法:

为了哄她睡觉,我让她吸我的血。由于我的乳房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奶了,所以乳房本身也几乎完全消失了。于是我用针扎了一下胳膊肘以上的地方,然后引导我女儿的嘴轻轻地吸了一口,最后睡着了。

钱很快变得一文不值

一战期间,这座城市被称为彼得格勒。那时东线从未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样深入,但民众还是感受到了冲突的影响。随着食品和燃料短缺的加剧,只有富人才能在黑市上购买这两样东西。列宁格勒之围则不同。由于这座城市被德国人直接封锁,钱很快就失去了价值。

就在围城的几周后,历史学家格奥尔基・克尼泽夫(年龄足够大,还记得一战)指出了不同的情况:

你不能用钱买到任何东西,所以它正在贬值。那些有很多钱的人不知道怎么用钱,一旦钱失去了价值,他们要么买各种各样的垃圾,要么买所有的实用物品,以物易物。

到1941年10月,年轻的尤拉・里亚宾金也注意到现金本身毫无价值:

周围有很多钱,但饥饿依然存在。

货币被以物易物的制度所取代,市民们愿意为了几磅面包或面粉,而放弃贵重物品和传家宝。一位幸存者被哥哥送给她的四个小土豆感动了,她说这些小土豆价值连城。其他人则充分利用了这种情况,那些有食物可吃却没有良心的人,通过可交易的商品积累了财富。

许多人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随着围城的日子一天天过去,饥饿的影响也越来越严重。

一位幸存者说,她的家人几乎放弃了生存。他们不再外出寻找食物,只是躺在床上等待末日的到来,直到邻居带着一只兔子(实际上是一只猫)和柴火,来把他们从悬崖边缘拉了回来。她记得不久之后,她的母亲坚持说,他们不能在她生日那天死去,所以他们挣扎着,过一天算一天。很快,全家人开始把1942年1月10日当作他们的集体生日。

士气起伏不定,有些人接近终点,但仍奋力向前,而另一些人则跌入深渊,干脆放弃了。1942年夏天,包围的最艰难时期已经过去,尽管当时的条件仍然很恶劣。物资从拉多加湖上运送而来,成千上万的人被疏散到安全地带,缓解了留下来的人的压力。

1943年1月,又开辟了一条陆路,但在那年春天,试图解除围城的努力失败了。列宁格勒人又忍受了几个月饥饿,直到1944年1月27日,围城终于被解除。

家庭关系紧张但也加强了

经历了寒冷、饥饿和不眠之夜,家庭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十几岁的Yura Riabinkin因为从自己家里偷东西的罪恶感,和这给他与母亲和妹妹的关系,带来的压力而苦苦挣扎:

我是多么以自我为中心啊。我越来越麻木了,我怎么了?我贪婪地看着妈妈为我和艾拉把糖果分成几块,而我则为每一小块食物、每一小块面包屑而争吵……我已经滑入了那个叫做堕落的深渊,在那里,良心的声音是完全无声的。

相反,共同的逆境增强了一些家庭联系。比如使用轮椅的历史学家格奥尔基・克尼泽夫(Georgi Kniazev)对他的妻子重新产生了感激:

我认识我的妻子24年半了,但我从未怀疑过她有这样的精神能量和意志力储备,以克服所有的障碍。

人们仍然找到了展现人性的方法

即使是在这样惨淡的时期,列宁格勒的人民仍然找到了人性的小时刻。Svetlana Alexandrovna Tikhomirova是一名幸存的年轻女孩。她找到了一个庆祝母亲生日的小方法,每周节省少量的糖,并持续两个月。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她抑制住了想要拿走一些糖的强烈欲望,并一大早就起床了,给她妈妈准备了300克(10.5盎司)糖。

不用说,他们都哭了。不过糖很快又立刻分了出去,而这就是庆祝生日的方式。

另一个来源来自音乐和艺术――尽管困难重重,戏剧和音乐表演在围城期间继续上演。1941年11月9日,一个城市交响乐团不顾德国军队的反对,通过无线电播放了一场音乐会。1942年夏天,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再次上演。

为了鼓舞士气,让市民暂时逃离围困的残酷现实,全城都上演了戏剧和音乐会。尽管乐师和演员们几乎站不起来,但他们从隐藏的深处召唤出力量来表演。列宁格勒艺术家和音乐家博物馆馆长叶夫根尼・林德(Yevgenii Lind)指出,在列宁格勒最黑暗的日子里,他们的工作对提升这座城市的精神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他们的精神力量,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力量,那么这座城市就不会存在……一个爱笑的人是不会失败的。

围城的影响导致了快速衰老

在列宁格勒市民的脸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不眠之夜、饥肠辘辘、不断炮击和轰炸所造成的神经衰弱的累积效应。孩子长得快,正值壮年的人也老得快。正如一位记录者所回忆的那样:“现在她变老了,脸已经蒙上了阴影,失去了她的美貌,而她还不到30岁。”

当她们的脸变得憔悴,身体变得骨瘦如柴时,她们感到自己已经失去了女性气质。Lidiya Okhapkina回忆了她与丈夫最初的重逢。1941年到1942年的冬天,她被疏散,她的丈夫也上了同一列火车,但却认不出自己的家人。后来,在难民营的狭小空间里,她向丈夫袒露了一切:

我一丝不挂地站在丈夫面前,“看我变成了什么”……Vasili看着我,又开始眨眼睛,“没关系”他说,“既然骨头很好,那么身体也会跟着好。”

亚历山德拉・柳博夫斯卡亚(Aleksandra Liubovskaia)指出,男性和女性的外貌差异越来越小:

每个人都萎缩了,胸部凹陷,肚子显大,没有手臂和腿的肉了,只有骨头从皱纹中露出来。

幸存者被内疚和饥饿的记忆所困扰

列宁格勒围城中的幸存者被称为“blokadniki”,他们永远都受到了这种经历的影响。并且还有许多人感到内疚。

尤拉・里亚宾金(Yura Riabinkin)从未离开过列宁格勒,并且这位16岁的少女也根本无法鼓起勇气撤离这座城市。他的母亲和妹妹艾拉逃了出来,但尤拉再也不想离开这里,于是被留在了后面。他的母亲没有在疏散中幸存下来,只有尤拉活到了战争结束。在多年后的一次采访中,她回忆起自己幸存下来后,挥之不去的愧疚感:

我总是感到很愧疚,因为我是那个活着的人――我无法控制这种感觉。

其他幸存者还会习惯性地囤积食物,即使是几十年后。比如一名幸存者睡觉时,枕头下会放着一片面包,而另一名幸存者会在冰箱里储存了大量食物,但只吃香肠、黑面包和腌卷心菜。1944年初,围困已经解除,但幸存者的心理阴影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