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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后果,竟是造就了大儒刘歆这一代神棍?

土行的颜色是黄色,所以土德王朝的官员得穿黄袍,但这种黄既不是杏黄也不是明黄,按照汉朝的印染工艺,估计还做不出那么鲜亮的衣服来,汉官的服色是赭黄,说白了就是土黄色。后来官员的袍服主色越来越多,越来越杂,甚至根据官品高低还必须使用不同颜色,赭黄就变成皇帝的服色了(但不和“朕”这个字一样是独享的),再后来皇帝改穿赭红袍,到了清朝才改成了独享的明黄。

汉朝终于确定了自己的德性是土德,大家改穿黄袍,那么问题圆满解决了吗?问题还没有解决,偏偏就在西汉差不多该结束的时候,突然又掀起一阵波澜。而这股波澜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震动,而且对后世千年都带来深远的影响,“始作俑者”就是刘向、刘歆父子俩。刘向本名刘更生,字子政,是楚元王刘交(刘邦的同父异母兄弟)的四世孙。

我们知道,汉景帝的时候爆发过“吴楚七国之乱”,当时的楚王是刘戊,因为参与造反,战败后走投无路自杀,但是景帝顾念着这一国出身良好,没忍心废藩,就让刘戊的弟弟刘礼继承了王位。刘礼往后又传了四代,到了汉宣帝的时候,这一代楚王刘延寿又打算谋反,但比不上他叔祖爷爷,还没等动手就阴谋败露被迫自杀,楚国终于还是被灭了。

楚国被灭后,刘交一系的王子、王孙可还没有死绝,终于出了个才华出众而又忠心耿耿的刘向。汉元帝的时代,刘向出任宗正,也就是皇族事务大臣,汉成帝的时代,又任光禄大夫。后世给刘向戴上的帽子不少,包括经学家、目录学家和文学家,他编写过《别录》、《列女传》、《说苑》等好几部书,可以算是著作等身的大文豪。刘歆是刘向的儿子,本身也是强人一个,不但文科成绩好,理科也不含糊,曾经研究过圆周率,还打算重新修订又开始走样的历法。

这时候,西汉朝已经彻底由儒家一统天下,汉宣帝还曾经说过:“我家本来的制度,就是霸道和王道混着用,怎么能单单鼓吹道德呢?那些儒生喜欢借古讽今,怎么能够重用呢?”可是到他儿子汉元帝的时代,就把老子的话彻底当耳边风,崇儒崇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刘向、刘歆父子本身就是大儒,再赶上这一时代风潮,于是刘歆在修订历法的时候,就彻底采用了董仲舒的“三统说”,编成了一部《三统历》,并且获得官方认可,在汉成帝绥和二年(西元前七年)正式开始实施。

刘歆既然这么崇拜董仲舒,本人在当时也算是一代儒家宗师,自然对本来由阴阳家们推算或者说编造出来的“五德终始说”不大满意──竟然和“三统说”有矛盾,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他就挖空心思去揪五德学说的漏洞,在父亲刘向曾经基于同样理由搞过的一些研究的基础上,很快,刘歆就打了一个大胜仗,从而彻底埋葬了阴阳家们对官方德性学说仅存的一点点影响力。

汉儒和孔子之儒、孟子之儒是不同的。孔子曾经说过“敬鬼神而远之”。孟子也差不多,他嘴里的天、王道之类词语都是虚的,从来不去追根究底。可是到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儒家却吸收了大量方士和阴阳家的论调,开始讲“天人感应”,也开始大范围研究并大规模制造迷信了。刘向、刘歆父子作为董老宗师的徒子徒孙,当然也不能免俗,这父子俩都极喜欢“谶纬之学”。“谶”在当时主要是由方士们编造出来的,用语含糊,可以正着理解也可以反着理解,是一种反正怎么说都能勉强说得通的语言;所谓“纬”,就是汉儒附会传统儒家经书所新编的一系列教材,跟“经”书相对,所以叫“纬”。“谶纬之学”,说白了就是拿迷信往儒家理论上去套。

有人根据《汉书・五行志》的记载做统计,算出刘向父子所推测的各种天灾人祸、灵异事件以及祥瑞预示,总共有一百八十二件,发表相关理论二百二十六则,是汉代儒生里面玩得最欢的,别人就算坐飞机也赶超不了。放到现代,这俩人就是多年的老神棍,要再多拉几个门徒就能发展成邪教。那么这样的父子俩,怎么可能不痴迷五行、五德之类的言论呢?就算类似言论跟董老宗师的训示有矛盾,他们也会尽量去加以修订,而不会一棍子把五行、五德彻底打翻在地的。

所以刘歆不是直接判定邹衍和他的徒子徒孙们全都错了、“五德终始说”全面破产,而是拚了命地在旧书堆里狂翻,外加拼了命地列算式推演,非得挖出根来。“五德终始说”哪一点有问题,只要修订了那一点,就能让五德、三统两种学说完美地融合为一体,而不是像当年汉武帝的纯行政命令那样,硬生生把两种学说给扯在一块。

其实算起来,突破口大概刘向早就已经找到了,但最终完善这一套全新的融合理论的,还得算是刘歆。原来,他们父子俩在苦研《易经》的时候,猛然间发现了一句“帝出乎震”,越琢磨越不对劲。阴阳家们都说第一代人主是黄帝,论德性也是从黄帝开始论,可是根据五行学说,黄帝的位置是在中央,属土,而八卦里的震位则指的是东方,属木,这不矛盾吗?于是刘向父子赶紧又去翻董仲舒的著作,在字里行间,终于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原来是阴阳家们搞错了,董老宗师可始终都没错,只是没说清楚而已。

他们推算出来,原来“帝出乎震”的“帝”并不是指黄帝,而是伏羲,因为伏羲一向是位于东方的,所以“炮牺(伏羲)氏始受木德”。刘歆经过长时间的钻研以后,给出的最终结论是,“五德终始说”理论上是对的,但在具体研究上却走歪了――果然相关天道之事,还得我们儒生来讲,阴阳家们学艺不精,摸着了门却走错了道。

首先,德性该从伏羲开始算,而不是从黄帝开始算,伏羲的时代应该在黄帝之前。其次,邹衍说德性是“五行相胜”,也就是说五德的排序向来是后一个德克了前一个德,这从根本上就存在着问题,应该按照董仲舒老宗师说的,“五行相生”,也就是说五德的排序从来是前一个德生出了后一个德来。因为汉宣帝还说“霸道和王道混着用”,从汉元帝开始就光说王道了,王道王道,哪能那么血淋淋地一个克一个呢?我们得温柔敦厚一点,得和谐一点,旧王朝灭亡不是被新王朝给克掉的,而是历史使命终结,自己咽了气的,正统新王朝的诞生,那都是顺应德性而生,根本就不该有暴力。

当然,事实就是事实,理论终究是理论,理论总有跟事实不太相符的地方,有些人是顺着事实修改理论,有些人则顺着理论修改事实――刘向父子就属于后一类。他们推算来推算去,还是发现有漏洞,最后只好把张苍的旧说法又给提了出来:秦代不以德治国,而是以严刑峻法治国,所以没有资格算“德”国,只能叫“闰统”。闰就是额外多出来的,比如闰年、闰月,所以秦朝是额外多出来的,计算五德轮替,不能算到它头上。

再者,按照“三统说”,正统王朝就该定十一月、十二月或者一月为正月,秦朝却偏偏定十月为正月,不正是说明它不正统吗?于是基于这些认识,刘歆在《三统历・世经》中,把邹衍和董仲舒的理论框架都摆上去,然后合而为一,重新设计出一个更为恢宏的德性世系表。在这个表里,伏羲是当仁不让的第一位,他上承还没有建国的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应该算是木德;炎帝承接伏羲,木生火,于是炎帝就是火德(他还顺便敲定了炎帝就是神农氏);接下来火生土,黄帝就是土德;少昊以金德承土。按照这种规律往下一路推演过去,颛顼帝以水德承金,帝喾木德承水,唐尧火德、虞舜土德、夏禹金德、成汤水德,到了周武王的时候,水生木,于是周代就是木德。秦代忽略不计,那么汉朝直接继承的是周代,木生火,汉朝理所应当该是火德(准确地说,秦并没有被忽略不计,但级别比其他朝代低了一等)。

这么一来,当年高祖皇帝斩白蛇起义的事就彻底归位了,这才是上天最准确的预兆。汉朝是火德,所以刘邦是“赤帝子”,严丝合缝,理论和“事实”绝对一一对应,分毫不差。刘歆的“新五德学说”,就此热腾腾出笼。当然,刘歆这一套花样也并不是毫无漏洞的,比如董老宗师曾说商朝“正白统”,那就该是金德,周朝“正赤统”,那就该是火德,新王朝即汉朝“正黑统”,那就该是水德,怎么到刘歆却变成了商朝水德、周朝木德、汉朝火德了呢?原来他干脆把三统的颜色和五德的颜色拆分了。后来有本叫《春秋感精符》的纬书里就解释得很清楚――

周朝以木德称王,火是木之子,所以用火的赤色;商朝以水德称王,金是水之母,所以用金的白色;夏朝以金德称王,水是金之子,所以用水的黑色……好嘛,三统和五德这一混搭,问题搞得更复杂也更混乱了。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刘向、刘歆父子这一套新理论不能说是对还是错,还有邹衍的原始“五德终始说”,就好比一个是美式足球,一个是英式足球,反正都不是天地自然生成的规律,而是人为造出来的理论。不过在当时,这却是关系到一个朝代体面的大事。

想当年汉朝从水德改成土德,就费劲地花了一百多年,这还幸亏撞上一个正打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思想领域建立全新秩序的汉武帝,才最终拍板。如今又过了近一百年,大家穿黄马甲也穿习惯了,没理由再轻易相信什么“汉应火德”的说法。所以刘歆是拼命鼓吹,但是朝廷坚决不点头,下面也没多少人跟着起哄,这件大事就这么干脆地被晾在了一边。

倘若刘歆是个没野心没欲望的老好人,大概他的新理论也就跟当年贾谊给汉文帝要求改德的上奏一样,就此被扫进朝廷的垃圾堆,至于以后还会不会有公孙臣、司马迁之类继续高举革命大旗的人再给翻出来,就实在说不准了。然而刘歆坚决不肯放弃――这套理论要是被官方认可,自己就比“谈天衍”还能谈天,是承继董老宗师衣钵的当代第一大儒。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朝堂上全是一群不识金镶玉的人,自己还得把这学问卖给真正有眼光的人物。于是刘歆到处游说、打点,最终还真被他找到了一个知音,并且这知音没多久就一步登天掌握了朝廷的实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