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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崛起是运气好?发动政变、扳倒政敌,靠4大关键坐稳位置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的事,为什么会发生在慈禧太后身上?如此重大的事件必然有其偶然的部分,再三提醒我们历史没有固定的规律。不过其中也有源自长远背景的结构性因素。

权力真空下慈禧崛起的偶然因素

慈禧的出身是八旗中的叶赫那拉氏,叶赫是他们这支系谱的起源地,那拉是族名。在野史中有一种说法,说她其实不是满人,而是山西长治县一个汉人家中生的女儿。这种说法没有什么站得住脚的证据,不过反映出慈禧身上一件比较难得的特质,就是她在入宫前学过汉文,能读而且能写汉字,这在满清宫内的后妃中很少见。

满洲妇女受教育认字读书的不多,认汉字、读汉文书的就更少了。慈禧的汉文能力应该是自学得来的,所以她虽然能读能写,但一辈子没有真正掌握如何写正确,更不用说写优雅的汉文。她留下来的汉文资料一般都有错别字,也有不少文法不通的地方。

然而有限的汉文能力,加上咸丰皇帝的后妃中只有她生下的儿子,就构成了足以让朝廷天翻地覆的大变数。因为儿子拉近了慈禧和皇帝间的关系,又因为懂汉字让她得以与闻朝政。

到咸丰朝后期,皇帝经常以口述的方式由慈禧记录他的谕令,于是慈禧和其他后妃拉开了身份差距,她不只经常陪伴皇帝,而且她了解朝廷和朝政。如此她突破了传统上极其严格的“内外朝”划分,以内朝的身份介入外朝决策,并且透过参与政事的皇亲,如在咸丰朝甚受重用的恭亲王奕欣,而得以认识外朝重臣。

最重要的偶然因素,是咸丰皇帝在第二次英法联军迫近北京时出宫躲避,隔年病死在热河行宫。帝制最大的风险在于当前一位皇帝去世时,不能保证一定有儿子可以继承皇位;就算有儿子,也不能保证儿子已经长大到可以承担皇权的责任。

遇到这种儿子无法顺利继承的情况,传统上就会有两股力量拉锯争夺。一股力量来自小皇帝的母亲,可能是血缘上的母亲,也可能是伦理上的母亲,通常她背后还会有外戚的势力一并牵涉其中。另一股力量是被先皇信任的大臣,由他们来担任摄政王或辅政的角色。

在一时的权力真空中,可能产生许多变化,然而不管哪一方力量胜出,毕竟也都只是权宜的安排,很难稳固,没有人能真正全盘掌控。只要皇权不在占据皇位的人身上,就必然带来高度的不确定性。

在热河行宫,其中一个麻烦的变数是遗诏中所用的“赞襄”二字(注), 引发了不同的解释。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认为这和“顾命”是同样的意思,也就是授权由他们八个人集体担任“摄政”。因为没有选择任何一人来当“摄政”,所以才用“赞襄”称呼。

然而以新升任皇太后的慈禧为首,加上一些其他大臣,这个集团则认为“赞襄”就表示身份低于“摄政”,先皇并没有要让八大臣握有决策权,他们只有从旁建议、辅助的地位。根据这项看法,慈禧太后说服了慈安太后,联合起来拒绝交出她们手中保管的两枚圣旨印章。慈禧坚持以小皇帝名义颁行的圣旨都必须由她过目,而她也确实有能力可以看得懂、可以有意见。

肃顺当然不同意这样的安排,和慈禧之间的冲突愈来愈严重。于是慈禧就联络为了处理英法联军诸事而留在北京、没有到热河的六王爷奕欣。因为偶然的因素,咸丰皇帝去世,皇权出现中断、不确定状况时,清朝出现了两个权力中心,一个在热河,一个在北京,提供了慈禧太后选择与操控的机会。

祺祥政变与逼退恭亲王的隐性政变

慈禧太后派了她最信任的宦官安德海,假装和慈安太后的贴身宫女双喜大吵一架,安德海因此被降等逐回北京,不得继续留在热河。安德海怀着秘密任务回到北京,透过总管内务府大臣宝]传话,要奕欣赶往热河。

奕欣以奔丧为名义,上台要求前往热河,却被肃顺为首的“赞襄大臣”们否决了。慈禧与慈安只好联手发出密诏,以皇亲宗室礼仪为由,终于让奕欣得以启程。

奕欣到了热河后,慈禧要求单独和奕欣见面,又被肃顺以叔嫂戒防为理由拒绝。几经周折,才让奕欣终于能和慈禧说话。慈禧后来再次就礼仪问题和肃顺商量。依照正式礼制,大行皇帝移灵时,小皇帝必须跟随,而且从热河到京师的路程上,每天都有繁复的仪节,才六岁的小孩恐怕吃不消,于是请求让小皇帝不必紧随。

肃顺同意了。所以两宫太后带着小皇帝“由间道先行启跸”,“赞襄大臣”则分成两组,一组随小皇帝走,另一组─包括肃顺在内─要照顾大行皇帝梓宫,在后面由大道回京。

慈禧太后利用先回到北京的几天时间,和奕欣联手,发动了“祺祥政变”,将政权从肃顺等八大臣手中夺走,八大臣不是被赐死,就是被革职。今天即使是学历史的,都很少人听过“祺祥政变”这个说法,主要是“祺祥”这个词在历史上消失了。

“祺祥”是原订的新年号。肃顺在政变中失势后,原先曾被肃顺打压过的大学士周祖培就上奏,检讨“祺祥”这个年号。他考据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位皇帝的年号用过“祺”字,而“祥”字也只出现过一次,那是南宋早夭、七岁就去世的少帝赵m的年号。多么不吉利!

取消了“祺祥”年号,军机大臣另拟了“同治”为新年号。表面上说是“天下同于治”的意思,但实质上是配合当下情势,由两宫皇太后“同治”,或由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同治”的局面,总都是贴切的,给予新政局合法性。

在政变中,恭亲王奕欣的角色远远超过慈安太后,不过他的宗亲身份却给他带来权力行使上的阻碍。一来,在血缘上,他是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同治皇帝的叔叔,也就是他是有资格当皇帝的。这样的亲近关系,使得他能够凌驾肃顺,将政权夺过来;但这样的亲近关系,也使得慈禧太后必然对他抱持着警戒,担心他如果野心更大时,会想要自己当皇帝。

政变之后,奕欣得到了“议政王”的特殊权位,等于是以宗亲身份实质统领外朝。对这个朝廷,奕欣立有大功,他主导最困难的英法联军善后事务,又组织北京的势力协助慈禧太后铲除肃顺。但他愈是显赫,愈是触犯了从明代以来另一项政治上的禁忌─宗室与重臣不得混同。

这是朱元璋建立绝对皇权的一种防范手段,尽量将其他在血缘上有可能觊觎皇位的人,排除在政治权力运作之外。有身份的人没有权力经验,有权力经验的人没有身份,如此提供现任皇帝不受威胁的最高保障。

制度建立起来后,从明朝延续到清朝,也就连带产生了外朝大臣防范宗室成员根深蒂固的基本态度。

在这样的结构下,几乎无可避免的事就发生了。同治四年,一位叫蔡寿祺的翰林院编修上了一份奏摺,洋洋洒洒列出对于恭亲王的“十大罪”指控。

蔡寿祺此举有著明显的投机之意,也反映了当时的官场风气与游戏规则。利用直接向皇帝上奏的机会,想要吸引皇帝注意,一定要敢于冒险,向皇帝指控握有大权的人。如此做当然必须承担遭到报复的高风险,但相对也会有暴得大名、一夕获得不次拔擢的机会。

参奏高官可能会有几种结果。最常见的是皇帝认为你胡说八道,将上奏驳回,过程中很可能上奏内容会外漏,当然就得罪了被你攻击的重臣,只能等着遭到报复。第二种情况是皇帝认为上奏有用。一种有用的是可以借机管束重臣,将被参奏的人找来,警告他别太放肆嚣张,现在有别人告状的把柄落在皇帝手中了;另一种有用是真的彻查上奏中批评的内容,予以处置。

这是清朝正常政治运作中的一环,所以有蔡寿祺这样的上奏不算意外。尤其奕欣以宗亲身份又主掌大权,是最典型高风险却也可能带来高报酬的明显弹劾对象。

从咸丰朝便与知政事,慈禧太后很了解这些官僚运作的逻辑,于是便操作蔡寿祺的上奏,逼迫恭亲王退离原本总揽权力的“议政王”位子。这其实等于是第二次的政变,宫中、朝中隐性互动的政变,结果是奕欣也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如此宫中、朝中的权力运作就都集中在慈禧太后手中,没有人能挑战她,甚至没有人能在权利地位上和她平起平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