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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物学之父E·O·威尔逊去世:穿越知识分界去把握人性

2021年12月26日,美国生物学家、博物学家爱德华・O・威尔逊在美国麻州伯灵顿去世,享年92岁。威尔逊早期致力于蚂蚁的生态学研究,是世界领衔的蚂蚁专家,著有科普作品《蚂蚁的故事》。

从蚂蚁出发,威尔逊将昆虫学与群体生物学结合起来,尝试解释昆虫、鱼、灵长类(包括人)等动物利他、攻击和养育后代等行为背后的生物基础。1975年,他首次出版《社会生物学》,引发了20世纪末一场生物学大争论:人的天性究竟有没有生物学基础?在这场争论中,威尔逊受到了猛烈的抨击,但社会生物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也正式创立起来。

1999年,威尔逊为这本书的再版作序,回应了反对者的批评。他征引更新的人类遗传学和神经科学知识,提出,我们应当跨越重要知识之间的分界,合作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从科学的深度探索人性,对人性的衍生物做出从生物学到文化的因果解释。

威尔逊认为,这样做“即使达不到学术研究的目标,也将实现启蒙运动时的梦想”。

今天为大家带来《社会生物学》25周年纪念版的序言《至20世纪末的社会生物学》,以纪念进化生物学先驱、社会生物学之父爱德华・O・威尔逊。

Edward O. Wilson(1929.6.10-2021.12.26)

撰文 | Edward O. Wilson

翻译 | 毛盛贤

这部再版的《社会生物学》(首版1975)的问世,让社会生物学成了一门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学科,但构思源于我在自己的早期著作《昆虫的社会》(The Insect Societies,1971)中想到的:将昆虫学和群体生物学结合起来。回过头看,我发现最初的做法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社会昆虫研究成为热门,而且达到了新的研究水平,只是各种研究还没有统合起来。我的同事和我设想出了关于昆虫职别的化学通信及由进化和生理决定的许多原理,也设想了十余条使蚂蚁、白蚁,蜜蜂和黄蜂走向高级社会的独立系统发育通路。威廉・D. 汉密尔顿(William D. Hamilton)于1963年引入的血缘选择思想,现已成为一个基本概念。大量的数据等待整合。而且,已知的社会昆虫物种超过了1.2万个。这些材料都可以用来做比较研究,以检测集群生活的适应性。它们远比数目稀少的脊椎动物更适于研究,因为在脊椎动物中只有数百个物种具有比较高级的社会组织。最后,由于社会昆虫受制于固有的本能,研究者在研究时不太可能遇到研究脊椎动物时常遇到的遗传与环境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问题。

到了1971年,群体生物学的研究者们也已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他们提出了很多有关群体遗传学和群体增长动力学的模型,并且用更精确的建模方法研究了竞争和共生现象。1967年,罗伯特・H. 麦克阿瑟(Robert H. MacArthur)和我(希望读者能够谅解这种带有自传倾向的说明)在综合性论著《海岛生物地理学理论》(The Theory of Island Biogeography)中,则将群体生物学的原理同物种多样性与分布的模式结合了起来。

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末,我便自然地写了《昆虫的社会》,为的是尝试在群体生物学的基础上更全面地组织起有关社会昆虫的知识。每一个昆虫集群都是相互关联的生物的集聚体,而其成员是按一定的生死模式生长、竞争,并最终走向死亡的。

脊椎动物的社会如何呢?在《昆虫的社会》的最后一章“统一的社会生物学的前景”中,我把这两个大的动物门类结合起来,做了乐观的预测:

尽管脊椎动物和昆虫的系统发育相差很大,且对内对外的通信系统也存在着基本的差别,但这两种动物类群进化出来的社会行为在程度上和复杂性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并且在很多重要的细节方面也存在趋同现象。这一事实使人们可以做出一个特殊的承诺:最终可以从群体遗传学和行为生物学的主要原理中发展出一门成熟的科学。可以预计,这门学科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人类社会行为与动物社会行为的不同特性。

你面前的这部书中就包括了这一推理的结果。哈佛大学出版社印制的这个新版本与最初的版本没有什么不同。这部书逐一实现了最初在《昆虫的社会》一书中提出的对白蚁与黑猩猩之间的契合关系进行系统化分析的目标,而且目标又向前推进了,即尝试研究了人类社会。

1975年及接下来的几年,读者们对《社会生物学》一书的评价是褒贬兼有。客观地说,这部书中的动物学知识,即除了第1章和第27章以外的所有内容,都受到了广泛好评,这一部分内容的影响力还在稳步增长。1989年,《社会生物学》一书战胜了达尔文1872年的经典著作《人与动物的表情》(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被国际动物行为协会官员和成员评为“历史上最重要的关于动物行为的著作”。这部书将许多研究者的发现整合在一个因果理论的框架中,有助于将动物行为的研究改造成与主流进化生物学有着广泛联系的学科。

人们并不太接受《社会生物学》中占30页的有关人类行为的简短论述。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部分内容在学术界激起了非常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从生物学蔓延到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这一争论已进行多次,而且说法也很多,我自己在回忆录《博物学家》(Naturalist)中也讲到了它,在那部书里,我尽力想保持一种平衡的心态。这里,我只想做一下简要的回顾。

虽然可以将那场争论看成一场喧哗,但反对意见在公开发表的评论《社会生物学》的文章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不过,当时这些反对的意见却非常引人注目,而且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批评者主要反对的是他们所看到的两个严重缺陷:第一个是不合时宜的还原论,即认为最终可以将人类的行为还原到生物学中去理解;第二个缺陷就是遗传决定论,即相信人类的基因决定了人类的本性。

如果一个人在阅读该书时相信还原论是科学中的一把利器,他或许相信《社会生物学》不仅重视还原论,而且重视综合性和整体论,其实这两种理解本质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此外,该书中的社会生物学解释绝对不是严格的还原论,而是相互作用论。没有哪个严肃的学者会认为,控制人类行为的方式和控制动物本能的方式一样,不存在文化的影响。按照几乎所有研究社会生物学问题的学者所持的相互作用论观点,基因组决定了心理发育的方向,但是无法消除文化的影响。认为我持还原论和遗传决定论的人,是在树立这样一个如同立起一个稻草人的假想对手,然后攻击之。

批评者是谁,他们为什么干这样的勾当?批评者中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和理查德・C. 列万廷(Richard C. Lewontin)。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不喜欢人性具有任何遗传基础的思想。他们倡导的观点正好相反,即发育中的大脑是一块白板。他们说,唯一的人性就是心灵具有无限的可塑性。他们的观点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标准观点:理想的政治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只有心如白板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如果心灵来源于可遗传的人性,那太令人不快了。因为社会主义应该追求的是最终的善,所以心灵必须如同白板一般。列万廷、斯蒂文・罗斯(Steven Rose)和利奥・J. 卡明(Leon J. Kamin)在《不是我们的基因》(Not in Our Genes,1984)一书中反复指出:“我们都憧憬创造一个更加注重社会正义的社会,即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同时,我们认识到,一种批评科学是为创建这样一个社会而努力的组成部分,而且我们也相信今天许多科学的社会功能就是通过保护统治阶级、优势性别和优秀种族的利益,从而阻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

时值1984年,恰逢奥威尔式(Orwellian)时期。随着社会主义的衰落、转型及冷战的结束,利用科学知识进行政治尝试的观点也受到了挑战。自那以后,我没再听到过这类观点。

不过,在20世纪70年代,当有关人类社会生物学的争论非常激烈的时候,新左派的一些成员加入了旧的马克思主义者阵营,并给予有力的支持。这些新左派成员还反对另外一种观点,他们当时正在关注社会正义。他们说,如果认为基因规定了人性,那么接下来就会认为在个性和能力方面可能会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差异。批评者无法容忍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他们说,至少无法容忍这样的论述,因为这种带有偏见的思想很容易滑向主张种族主义、男性至上主义、阶级压迫、殖民主义,以及更糟糕的,滑向资本主义!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这场争论已经平息。虽然还未能从统计学的角度证明是否存在着种族差异,但是已经明确无误地证明个性和智力变异具有一定的遗传基础。与此同时,整个世界对资本主义的诋毁也大大减少了。导致这些变化的并不是人类行为遗传学和社会生物学。资本主义可能会衰落(谁能预测未来呢?),但是由于有了确凿的证据,人性的遗传框架似乎再也无法被驳倒。

许多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所表达和坚持的怀疑论,多少都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根源。它基于“文化就是人类心智的唯一工匠”这一信念。他们的认识也是否定了生物学的白板假说,或至少忽视了生物学。不过,这一信念已被“生物学和文化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心智发育”所替代。

总而言之,在20世纪结束之时,人们倾向于承认智人(Homo sapiens)是一种不断发展的灵长类,承认智人具有生物特性。

不过,道路并不平坦。人类社会生物学(今天也称“进化心理学”)之所以传播缓慢,不仅是因为意识形态和习惯势力的阻碍,而且更主要的是由于重要的知识分支之间存在已久的分歧。自19世纪初人们就普遍认为,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毫不相干,需要不同的用语、不同的分析模式和验证法则。按照C. P. 斯诺(C. P. Snow)1959年的说法,在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实质上依然存在着明显的界限。知识依然零碎不整。

现在人们清楚地知道,重要知识之间的分界线并不是一种界限,而是广阔的、尚待双方共同合作去开拓的领域。自然科学有四个邻近的领域正在扩展。

认知神经科学,也就是众所周知的脑科学,即从时空的角度清晰地绘制大脑活动图。现在已经可以追踪神经通路、一些思维的复杂而曲折的模式。这种方法可以用作心理紊乱的日常诊断,还可以几乎直接评估药性和激素增加的效果。神经科学家已经能够重现一些心理活动,尽管这项工作还很不成熟,但获得的成果却远远超过以往哲学家的臆想。接下来,他们还可以用认知心理学的实验和模型来整理这些发现,从而把其他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架设桥梁的学科资源吸引过来。这样,智力领域的主要空隙,即心身之间的空隙,不久就会被填补。

在人类遗传学中,伴随着有关碱基顺序和遗传图谱的工作取得进展和接近完成,直接研究人类行为遗传的领域也为之洞开。然而,要想形成一个完整的基因组学,其中包括渐成的分子阶段和在基因―环境相互作用中的反应规范,还尚待时日。不过,目前已经发展出了相关的技术手段。相当一部分分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的研究就是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契合的含义不言而喻:神经心理基因组学的任何进展都会缩小身心之间的界限。

认知神经科学的目的是解释动物和人类的大脑如何工作,遗传学的目的是解释如何遗传,进化生物学的目的则是解释大脑为什么工作,或者更精确地说,按照自然选择的理论来解释什么样的适应可以导致相关部分与过程的集聚。在过去25年里,大量的人种学数据已用来检验适应假说,特别是检验那些来自血缘选择和生态最适模式的假说。许多由生物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所从事的这类研究都已经发表在《行为生态学与社会生物学》《进化与人类行为》(原名为《行为学与社会生物学》)《人性》《社会与生物结构杂志》等杂志上和一些出色的论文集中,比如《适应的心理:进化心理学与文化的产生》和《人性:评论读本》。

所以,我们现在对于种族划分、血缘分类、嫁妆、婚姻习俗、乱伦禁忌及人类科学中的其他问题理解得更为清晰了。建立在特里维斯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亲子冲突理论和对博弈论创造性应用基础上的冲突与合作的新模型,已经在发育心理学和其他许多领域,比如胚胎学、儿科学和基因组指纹的研究,都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与非人类灵长类的社会行为进行比较,现在已经成为生物人类学中的热门,并且学界已经证实,这种比较研究对分析隐含和复杂的人类行为现象具有很高的价值。

社会生物学是动物学中一门发展兴旺的学科,但社会生物学最终一定会在促进重要知识分支之间的契合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社会生物学可以更客观、更精确地描述人性,这种精确性是自我理解的关键。依靠直觉把握的人性一直是创造性艺术的素材。社会生物学最终会成为社会科学的基础,并将一些神秘的现象纳入自然科学研究的范畴。客观地把握人性,从科学的深度探索人性,对人性的衍生物做出从生物学到文化的因果解释,即使达不到学术研究的目标,也将实现启蒙运动时的梦想。

在[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边界学科中可以获知人性的客观含义。我们已经知道人类的文化并不等于规定文化的基因,也不等于像乱伦禁忌和遵守惯例(这些是文化的产物)那样的普世文化。相反,人性是一种表观遗传规则(epigenetic rule),是心理发育的遗传调节。这些规则是决定我们看待世界方式的遗传基础,是我们心灵世界的符号编码,让我们做出进行选择的权限,让我们做出最容易也最值得的反应。表观遗传规则在生理层面,以及少数情况中在基因层面,改变了我们看待色彩和根据本能区分色彩的方式。表观遗传规则使我们根据基本的抽象形状和复杂程度来评估艺术设计中的美,使我们面对人类环境中亘古的危险(比如蛇和高度)表现出不同的恐惧和恐惧症,使我们以一定的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形式来进行交流,使我们呵护孩子,使我们夫妻恩爱;表观遗传规则决定了我们许多行为和思维。许多表观遗传规则显然都很古老,一直可以追溯到几百万年前的哺乳动物祖先那里。还有一些表观遗传规则,比如孩子语言发展中的个体发育阶段,是人类独有的,大概只有几万年的历史。

表观遗传规则成了过去25年里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中许多研究的主题,有关评论见我更全面的论著《论人性》(On Human Nature,1978)和《论契合――知识的统合》(Consilience: The Unity of Knowledge,1998),以及杰罗米・巴尔科夫(Jerome L. Barkow)等人编辑的《适应的心理》(The Adapted Mind,1992)。这些书清楚地表明,在人性的创造过程中,遗传进化与文化进化共同产生出混杂物。我们只是略微了解这一过程是如何运作的。我们知道文化进化实质上建立在生物特征的基础上,并且知道大脑的生物进化,特别是大脑皮层的生物进化,受制于一定的社会背景。但是,上述边界学科中提出的一些原理和细节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基因――文化共进化的确切过程是社会科学和许多人文学科的中心问题,也是自然科学中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之一。解决这一问题的明显途径就是重要的知识分支能够实现基础上的统一。

最后,在过去25年里,我为之消耗了很多心血的另一个学科――保护生物学,已经与人类社会生物学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联系。人性,即表观遗传规则,并非起源于城市和农田,它们都是在人类历史中很近的时期才产生的,根本无法驱动大量的遗传进化。人性产生于自然环境中,尤其产生于非洲的大草原和稀树草原中,智人及其先辈们在那里已经进化了几十万年。我们今天称作自然环境或荒郊野外的地方曾经是人类的家,人类就是在那里成长起来的。农业出现之前,人们在生活上依靠的就是对野外生物多样性的熟悉程度,包括对周围的生态系统和构成生态系统的动植物的熟悉程度。

从进化时间的维度看,这种[人与自然的]联系由于农业的发明与传播突然被削弱,后来在工业革命和后工业革命时期,又由于大量的农业人口涌入城市而消失了。在全球的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技术科学时代时,人性却依然保留着旧石器时代的特征。

于是,现代的智人对自然环境表现出一种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崇尚自然环境的同时,也在征服和改变着自然环境。最适合人类的行星似乎要有广大富饶且没有因为人口众多而被占据和开垦的荒野。但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呈指数增长的人口正在耗竭土地的生产能力。很显然,人类必须找到一种方式,在稳定人口并普遍达到一定生活水准的同时,也可以使地球上更多的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得到保护。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相信,保护生态最终应该成为一种道德情操。进而,道德规范应该建立在坚实客观的人性知识基础之上。1984年,我在《热爱生命的天性》(Biophilia)一书中将我的两个理性的挚爱――社会生物学和生物多样性,结合了起来。这部书的中心论点就是:心理发展的表观遗传规则很可能就包含了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反应。这个论点主要是猜测。生态心理学中,没有任何一个已经成型的学科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假说。不过,还是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这个论点的正确性。我在《热爱生命的天性》中评述了当时由高登・奥里安斯(Gordon Orians)提供的信息,他提到了生物本能偏好的生境(比较突出的就是可以俯瞰稀树草原和水体的高地),蛇和撒旦形象对文化的重要影响,以及其他很可能已经适应人类脑进化的心理素质。

自从1984年以来,有利于人类具有热爱生命天性观点的证据越来越多,但是这个问题仍然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明确的原理还很少。我敢说,在未来,随着人们越来越重视环境的稳定和保持,两个天性――人性和野生自然之间的联系将成为人类的中心议题。

1999年12月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

本文经授权节选自《社会生物学:个体、群体和社会的行为原理与联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1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