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有张辽,吾有甘兴霸:得孙权赏识的甘宁,为何没接过吕蒙的担子

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亲征孙权,号称四十万大军南下。来年正月,曹军行至濡须口,破其江北大寨,迫使孙权亲赴濡须,以拒曹军。就在江东形势因江水上涨而趋于好转后,甘宁却做了件大壮军威之事。

据《三国志・甘宁传》注引《江表传》记载:“宁乃选手下健儿百馀人,径诣曹公营下,使拔鹿角,逾垒入营,斩得数十级。北军惊骇鼓噪,举火如星,宁已还入营。”

甘宁“百骑劫营”,实在令人称奇。就连罗贯中,也将它搬入了小说中,从而造就了一个经典桥段。难怪,孙权会兴奋说道:“孟德有张辽,孤有兴霸,足相敌也。”孙权对甘宁的器重,溢于言表。至此,甘宁是否能接过吕蒙重担,成为江东军队未来的扛鼎人物呢?

上图_ 甘宁(?―215年存疑),字兴霸,巴郡临江(今重庆忠县)人

一、甘宁在江东的境遇

事实表明,甘宁在东吴的发展并不如意。他在江东的处境,有点像入蜀后的马超:哪怕得到孙权赏识,甘宁也鲜少单独领军作战,更别提接过吕蒙重担了。关于这一点,不妨来看甘宁本传的相关记载。

从黄祖麾下转降孙权后,甘宁为新主公奉了一份大礼:即一道“先占荆州,后入蜀地”的战略规划。按此思路,孙权成功克定江夏郡,还解决了孙氏的寇仇黄祖。于是,孙权大喜,“遂授宁兵,屯当口”。

然而,得到领兵权的甘宁,并未有多少亮眼表现。因为在接下来的多次重要战斗中,甘宁虽也有参与,但始终是个配角。

上图_ 三国鼎立

周瑜拒破曹公于乌林、攻曹仁于南郡,甘宁从征之;鲁肃镇益阳,拒关羽,甘宁再从之;及至吕蒙攻宛城、孙权至濡须口以拒曹军,甘宁依旧是从征。在做出“百骑劫营”的壮举后,孙权虽对甘宁称赞有加,却也只是为其“增兵两千”,未有太多封赏。至建安二十年(215年),甘宁仍是从征合肥。

彼时,甘宁为西陵太守、折冲将军,到他去世时,再无变化。如此境遇,难免不令人疑惑:甘宁勇略俱全,攻能百骑掠曹营,守亦可威慑关羽,既然如此,孙权又为何没有重用他呢?

上图_ 孙权题跋像

二、孙权以及淮泗集团的态度

关于“重用”二字,其实要加上引号。具体而言,孙权和当时掌握军权的淮泗武将集团,其实是想要重用甘宁的。据《三国志・甘宁传》记载:“周瑜、吕蒙皆共荐达,孙权加异,同於旧臣。”

需要注意的是“旧臣”二字。甘宁转投孙权时,为建安八年(203年)与建安十二年(207年)之间。彼时,孙权并未完成孙氏基业的“江东化”。因此,淮泗武将集团与江东豪族集团之间,仍是泾渭分明的。所谓“旧臣”,即指孙氏赖以维系自身统治地位的淮泗武将集团。

换言之,有周瑜、吕蒙“背书”的甘宁,已经被淮泗武将集团接纳了;而孙权将其“列为旧臣”,也证明了:甘宁是有机会步入江东核心领导圈子中的。或许有人会持反对意见,因为从甘宁过往履历来看,他应该很难收到重用才对。

上图_ 刘焉(?-194年)

据《三国志・刘焉传》注引《英雄记》记载:“焉死,子璋代为刺史。……璋将沈弥、娄发、甘宁反,击璋不胜,走入荆州。”

刘焉刚去世不久,甘宁便与他人合谋背叛旧主刘璋,这显然是不光彩的。但从吴人的角度来看,甘宁此举似乎并未招致非议。见《三国志・甘宁传》注引《吴书》:“宁本南阳人,其先客於巴郡。宁为吏举计掾,补蜀郡丞,顷之,弃官归家。”

对比两则史料不难发现,甘宁背叛刘璋这段不光彩的经历,被吴人美化成了“弃官归家”。须知,《吴书》乃东吴大臣韦昭所著,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吴人的看法。既然吴人都没怎么计较,那么,甘宁的出身就不能当做他不被“重用”的理由。

上图_ 周瑜(175年-210年),字公瑾

回过头来,再看周瑜、吕蒙器重甘宁,便不难理解了。一方面,甘宁与淮泗武将都是“外来户”,有着共同利益诉求,所以对后继乏力的淮泗武将集团来说,甘宁当然可以亲近和拉拢;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甘宁自身的突出能力。他作战勇猛,又善谋划;更为难得的是,甘宁还具有战略眼光。

据《三国志・周瑜传》记载:“瑜乃诣京见权曰:‘今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权许之。”

上图_ 荆州(吴)

周瑜向孙权提出的战略构想,是“据荆州以自守,进益州以拒曹”;按上文所述,甘宁在转投孙权之后,也提出过类似建议。可知,其战略眼光与周瑜等人具有一致性。

另外,甘宁从征之经历,与吕蒙早年颇为相似,再结合周瑜、孙权对甘宁的赏识,便不难看出:他们是打算培养甘宁的;甚至,让甘宁接吕蒙的班,也并非不可能。可惜的是,甘宁的运气似乎差了点。

上图_ 吕蒙(179年―220年)

三、时运不齐,命途多舛

甘宁“开爽有计略,轻财敬士,能厚养健儿,健儿亦乐为用命”,是天生的统帅型人才。不过,碍于他“粗猛好杀”的莽撞性格,孙权、吕蒙也恐怕要对其进行一番磨练。而这,便是他们重用甘宁的前提。

当然,甘宁迟迟得不到机会单独领军作战,或许也与孙吴政权的“江东化”进程有些关系。

须知,淮泗武将集团常年征战,已有不少损失;更糟糕的是,他们远离故土,无法补充新鲜血液。此消彼长之下,与孙权达成初步和解的江东士族,逐渐在朝堂上掌握了不少话语权,并与淮泗集团分庭抗礼。

在双方博弈之时,甘宁最佳的表现机会,便是通过一场大战,来奠定自己在军中的地位。否则的话,甘宁何以服众?于是,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再征合肥,甘宁从征之。若甘宁在此战中表现仍旧亮眼,他便有很大机会“脱胎换骨”,成功为自己正名。

上图_ 合肥地理位置

怎奈世事无常,东吴十万大军气势汹汹而来,却在途中遭遇疫病;非但如此,被孙权拿来与甘宁做比较的张辽,竟然在逍遥津一战中完成了八百壮士逆斩东吴数万大军的壮举。

合肥之战的失利,不仅令孙权被后人戏称为“孙十万”,也叫甘宁失去了建功立业的机会。此战后不久,甘宁便病逝于任上。一代虎臣,尚未建功,却殒于伤痛疫病,实在令人惋惜。

在此,借王勃《滕王阁序》之语以吊甘宁:“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所赖君子见机,达人知命。”

所赖君子见机,达人知命。甘宁勇烈,可惜却差了点运气……

作者:瀛洲海客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三国志》

文字由历史大学堂团队创作,配图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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